现代著名佛学家王恩洋先生
王恩洋先生字化中，四川省南充市集凤场水龟山人。他的一生，主要从事佛学研究和弘法活动，旁及儒教思想的宣扬。治学勤奋，作风朴实，舍己为人，以苦为乐，人品光明磊落。他著作等身，成书达四十余种，议论风发，深入浅出，风行宇内，自应归入知识分子之列，但其过的却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在乡恂恂，与田夫野老无异；道途奔波，与贩夫走卒无殊。”给人的印象是既平凡又特殊。他曾自称“大志凡夫”，显然具有这种性质的含义。
这位现代佛学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物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农历四月十八日。其远祖为三国时期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248年），世居南充（即汉代之汉安县）。其父王思敏初为塾师，后从商，正直诚信，被推为族长。他公正廉明，不谋私利，平讼息怨，甚得人心；虽淡于交游，然亦不迕于世；敬慎寡欲，终生如一。其母张氏，性情和顺，恪守妇德，心地慈悲，敬老恤贫。见人忧苦必过问施舍，闻善则终生服膺不忘；教子有方，常告诫儿女勿捕杀虫鸟。但她一旦认定了该做的事，则虽强力亦不能挠之，可谓柔中有刚。王恩洋幼承庭训，受其母影响尤大。终其一生，除蚊蝇虱蚤外，未曾杀生。他在北京读书时即开始素食，民国三十四年（1945）又在重庆加入世界素食会，发表演说，宣扬仁慈，倡导祥和，消弭残杀。他待人平等守礼，不敢有欺虐之念，足见其善根之深厚。
他七岁那年进入其父执教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1岁时进入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在校期间，喜与人辩论，口才极佳，虽长辈亦不能屈之；又爱登台演说，深得师长嘉许；好闻古今英雄事迹，常引以自励。民国二年（1913），16岁的他考入刚开办的南充中学，以作文见长，下笔千言不起稿，议论风发，异于常人。其性格宽宏大量，课余喜读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诸家著作。他十分钦慕明末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之高风卓节，购《四忠遗集》读之。其理解力、想象力及思考力均超出一般人。
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开会抗议。18岁的王恩洋愤然登台演讲，以知耻、自觉、自任三义激励同学，声讨卖国贼；并作《亡国惨》一文警示县人。此后他接触新学，阅读了梁启超（1873——1929）的《饮冰室文集》，章士钊（1881——1973）主编的《甲寅杂志》等进步书刊，拓宽了眼界，文思益进。但他颇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性格懦弱寡断，不适宜从政，乃立志以言论救世，终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次年他中学毕业，南充县立高等小学聘其任学监，他辞谢，改任修身课教师，引导学生去恶扬善。张澜（1872——1955，南充人，194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卢子鹤（1879——1963，建国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先后聘其任家庭教师。这段时期，他所向往的是儒家思想。
民国七年（1918），他深感学识之不足，乃发奋自修，上邑中铁峰山潜心研读经史子籍，作《大学义疏》。又读佛教之《法华经》、《楞严经》，爱不释手。认为儒家言命，即西学所谓天演，在佛法则谓因果。这一认识，贯穿了他的一生。
1919年3月，他去北京求学。临行前，亲友为其饯行，各勉以富贵功名；惟慈母诫以勿做官，学成便归家。舟行三峡，月明星稀，两三渔火，江山如画。5月抵达北平，正好碰上“五四运动”爆发，学生列队游行。他目睹这一壮观场面，感念国家前途，不禁潸然泪下。7月，他投考北京高等师范落榜。9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当时讲中国哲学主要是道家哲学和宋明理学）的是马叙伦先生（1884——1970），讲印度哲学（包括唯识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1893——1988）。当时许多有志青年都渴望留法勤工俭学，他也不例外，曾一度进过法文专修学校，后因故作罢。
其时，陈独秀（1879——1942）、李大钊（1889——1927）、王光祈（1892——1936）等人见失学青年处境困难，乃倡办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意在既为失学青年谋一出路，投身劳苦生活，培养互助精神，又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培植基层力量。王恩洋对这一作法深表赞同，积极发动在京川籍失学青年参加。这年12月，天津学生复以外交事件爆发了示威运动，遭到镇压，又激起了广大北京高校学生呼应声援。当局出动军警，大肆拘捕，达二千余人，驱入天安门内。再拣择肇事首要40名，其中就有王恩洋。后经起诉定罪，地方审判厅判处其有期徒刑四月。他在狱中，起初颇有自豪之感，后见一起被捕的学生产生不安以至怨尤情绪，“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甚至互相轻侮，于是深切体会到古代圣贤教人安身立命养气不动心的重要意义。故在狱中百余日，颇能自得，无怨无尤，读书静坐，颇有会心处。出狱前六日，他将狱中所学所思之得，归纳为《唯情论》、《善恶论》。出狱后携此二文请梁漱溟审阅，为梁先生所否定。然此二文，实为王恩洋24岁以前的哲学思想之总结。
在狱中，他还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深感社会有实行改革的必要。
民国九年（1920）4月底，王恩洋出狱，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加入了工读互助团，担任第四组组长，集众募资，擘划经营，置机打线，卖饭供膳，销售文具用品。他每天步行10余里前往北京大学听课，其余四、五小时和大家一起从事劳动。他们开始尚可支持，一月后即因经营亏损，产品滞销，经验不足加上人事不协调，社会阻力大等种种原因被迫关门停业，终至解体。经此一番波折，他对接受外来思想进行社会改革产生了怀疑，因而决心转向佛学的探讨，希望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一条解决社会以至人生问题的适当途径。当时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阐论人生问题有三大方面：一是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它以向前要求为主。二是对他心的问题，它以调和持中为主。三是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它以向后解脱为主。对这三大方面的人生问题，西方、中国和印度各有其解决的途径。西方为民主与科学，中国为儒学，印度为佛学。中、印文化无可非议，惟早熟耳。西方文化正兴旺发达，物质文明成就特高，然其弊病亦日渐暴露，从长远来看，这种文化是否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尚值得怀疑。他主张中国当此积贫积弱之际，不宜排拒西化，而应采取“全盘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针态度；即是说，存在着一个如何去掌握或引导的问题。梁氏的理论，在当时曾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其是非曲直，难以遽下结论。王恩洋认为这是替孔子、释迦牟尼打抱不平，内心十分佩服！此后他继续研究儒、佛二学，寒假期间，整日呆在教室里研读《成唯识论》和《成唯识论述记》。
民国十年（1921），梁漱溟为了便于进行学术研究，特开辟印度哲学图书室，选王恩洋负责管理。他乃利用此一便利，广泛阅读有关佛教瑜伽法相方面的著述，尤喜欧阳竟无的著作如《瑜伽师地论序》等。而对儒家思想，因受梁漱溟的熏陶更坚定了信仰。不久，他经梁氏介绍，前往南京支那内学院，谒见欧阳竟无（1871——1943），提出对唯识学的五大积疑（此五疑梁先生当时亦未能解答）。即（一）阿赖耶识所缘为种子、根身、器界，此与六识所缘色、声、香、味、触、法为同为异？同则八识当同六识，缘无别故；异则种子、根身、器界当同真如，不同色、声、香、味、触、法故；以唯识百法识所缘法，不列器界等故；法相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外，亦不闻另有器界等故。如八识所缘为真如者，则与大圆镜智有何差别？（二）《阿赖耶识颂》云：“恒转如暴流”，《成唯识论》云：“如暴流水，非断非常；相续长时，有所飘溺。此识亦尔，从无始来，生灭相续，非断非常，飘溺有情，令不出离。”王恩洋认为：众生生灭相续，即异熟相续；因此有情命者，亦称相续。惟其生灭相续，非断非常，是故无法无我。然则离阿赖耶识无别有情，其理决定。《成唯识论》谓阿赖耶识生灭相续，飘溺有情，那么阿赖耶识和有情是一是二？是一则不当云阿赖耶识飘溺有情；是二则阿赖耶识非常有情当常，无常飘溺有常，令不出离，此与数论自性神我之说有何分别？（三）世间生灭法，仗因托缘而得生起，因谓无始种子，缘谓偶值增上，除此因缘，别无自力。既无自力，缘何诸修行者，能依持自力，精进勤修？抑既无自力，唯仗因缘，佛法能不同于命定论否？（四）众生可度尽否？可度尽，则诸佛功德有尽；不可度尽，则诸佛功德徒为唐捐（虚掷、落空）；究竟孰是？（五）玄奘大师在印度所立真唯识量云：真故极成色定不离眼识，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喻如眼识。真唯识量但可自悟，难可悟他。以所立因，但为自许，非共了故。既难悟他，胡云能立？
学识渊博的欧阳竟无立即逐条解答，且极力称许王恩洋善学善问，已有一定功力，日后定可深入法海。而王氏也由于积疑顿释，庆快平生，又得嘉许，油然生起大欢喜心及勇猛精进心，遂北面顶礼欧阳竟无大师，心悦诚服地愿终身执弟子礼。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指导王恩洋先读大小乘各家戒本，参对异同，知何者当行，何者当戒。次读《成唯识论述记》，有疑即问，问则必答。如此数月，王氏如坐春风，如曝冬日，时雨之化，沾溉深矣！对有为法顿生顿灭义、山河大地光光相网义、唯识所变有情互作增上不为亲缘义、法尔道理本自圆成义等等均得到胜解，为他以后从事佛学研究和弘法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吕徵（1896——1989，后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熊十力（1885——1968，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人也就读于支那内学院，彼此互为同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这期间，王恩洋通读了清辨的《掌珍论》、《思益梵天所问经》，悟得真如即诸法空性空理，非离色心等别有实法名曰真如，由是对印度佛教空有二宗的争执得以会通。他还整理并续成了欧阳竟无的讲稿《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欧阳大师阅后，极为欣喜！又作《唯识答疑》、《自杀论》、《佛法真义》、《心经略解》等论文，在《自杀论》中，他认为自杀虽缘于环境之逼迫，实质上乃由于内心之不安定，而内心之不安定则起于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内。人生必有所需，故有求于外，而求于外者，本以养其内也。但求取愈多，欲望愈炽，则不以外养内，反以身殉物，此之谓生活重心在外不在内也。随各人之欲望不同，所殉亦异，古人谓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众庶凭生是也。既重心在外，故贪求无厌，愈无厌则不遂意事愈多，失望愈多则忧苦弥甚，渐觉天地万物皆不容于我，最终走上绝路。倘能跳出名利圈子，不卷入滔滔物欲洪流，追求心灵之淡泊宁静，生活重心在内而不在外，则何自杀之有？
民国十一年（1922）2月，王恩洋回到阔别三年的故乡，省亲访友。8月返支那内学院，见到了梁启超、陈炯明（1878——1933）、陈铭枢（1889——1965）、李石曾、邱檗（？——1944）、蒋维乔（1873——1958）等人。并遵欧阳竟无之嘱，校刊了《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枢要》、《成唯识论学记》、《唯识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仁忘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一百多卷要籍。
1923年，26岁的王恩洋撰写了《大乘起信论料简》、《大乘非佛说辩》、《佛法根据》诸论文，力驳梁启超及日本佛学家考证《大乘起信论》乃唐人伪作之说及佛法由小乘而大乘次第演变而成，非全出于佛说之论，认为《大乘起信论》确系佛说，大乘小乘本来俱行，佛由大乘成，小乘由佛说。文出，世人大哗，常醒法师、东南大学教授唐大圆居士等人咸宁起争辩。王恩洋除答常醒法师一信外，其余均未予理会。是年他又在支那内学院新结识了韩文畦（1895——1983）、蒙文通（1894——1968）等人。
民国十三年（1924），他因心多烦恼致病，终日礼佛发愿，行忏悔，由于用功过度，久之又得了吐血病及疟疾，不得不住杭州休养三月。病中仍坚持在杭州佛学联合会与大勇法师（1893——1929年，俗名李锦章，重庆巴县人）一起讲经说法，闻者无不感动！8月回支那内学院，9月返家省亲。
1925年3月，回支那内学院。当时该院得梁启超、陈铭枢等人的资助，正建造法相大学。7月，他被欧阳竟无任命为法相大学主任，并主讲《瑜伽真实品》及《佛学概论》。其讲稿《佛学概论》即作于此时，该书简明扼要地提示了法相纲领和缘生要义，体制内容别具风格。经支那内学院刊印后，对当时的佛学界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侨居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的华侨富商黄联科（原籍福建同安）读了此书后来信说：“本人感到人生的空虚，寻求解脱之正道，出入于东西学校而无所得，时萌自杀之念，因读此书而获得解救”，遂发愿资助王氏的弘法事业。此后王恩洋的出书和兴学活动，经济上多有赖于黄氏的捐款，遗憾的是两人终生未见一面。
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战争中，法相大学驻入军队，被迫停办。王恩洋怀着惆怅的心情，乘船溯江而上，返回故乡。途经重庆时，应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不久吐血病复发，卧床月余，9月始抵家。
1928年是王恩洋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年，母病、妻病、岳母病再加上自己亦病，贫困交集，种种不如意事接踵而来。在贫病窘迫中，先生仍研学不辍，通读了《瑜伽师地论》一百卷，颇会心有得。
1930年，王恩洋去成都，与黄肃方居士论学。黄云：“四面八方来时如何？”王答：“观无我。”黄曰：“此古德打中间之义也。”……两人还就“开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言谈十分契机。此后，黄肃方成为王恩洋弘法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同年二月，王氏在南充集凤场创办了“龟山书房”，授徒讲学。年底完成《佛学通释》一书，次年由黄联科出资印行二千部。自1929年至1931年，王氏家中经济状况异常困窘，病中医药费、家庭开支及“龟山书房”经费等等，皆黄联科资助也。同年4月，欧阳竟无计划办一“悲学”，特致信王恩洋，云：“内学以精简研究为主，悲学以持正开导为的。悲学主人，非我恩洋其谁克哉？”力劝他返南京，吕徵亦来信，请其速回支那内学院，共商大计。但王氏苦于吐血宿疾累发，加之山川路遥，作书辞谢之。
民国二十一年（1932）6月，王恩洋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佛学解行论》、《瑜伽真实品》、《广四缘论》、《八识规矩颂》，首尾达三月之久。在成都期间，他朝礼了大慈寺、昭觉寺、宝光寺、草堂寺、文殊院诸名刹，拜访了四川佛教会会长禅安老和尚、文殊院首座昌圆法师（1879——1944）以及黄肃方等人。
1933年底，他的《人生学》完稿，在《海潮音》杂志上连载。全书共四章，28万字，第一章“人生学”，用佛学理论阐述人生的谬执矛盾，业果相续无已，总归于苦多乐少，故须寻求根本解脱之道。第二章“儒学大义”，认为淑善人生的初步，应以儒家修身立命，成己成人，民胞物与，天地一体之义为准则。第三章“解脱道论”，认为儒家虽能淑世而不能出世，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故须依照佛教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断除烦恼，才能彻底离苦得乐，超出尘世。第四章“大菩提论”，认为仅仅追求一己之解脱属于小乘偏执，应当发菩提心，行大士行，同体大悲，不舍众生，成就清净法身，才是人生的最后旨趣。王氏之糅合佛儒，以佛法为体，以儒学为用；以佛法为究竟，以儒学为过渡的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于该书。故此书可说是他的代表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撰《摄大乘论疏》。该书义本世亲无性者半，自所疏义者亦半，较旧注明白详尽，陈义不让古人。又作《论语义疏》，洋洋十余万言，对孔子学说特加发挥，多超越汉宋诸家之说。
王恩洋认为：佛教以出世为宗旨，儒教以入世为宗旨。出世故易流于厌世，然一味厌世，而不知救世，则为声闻独觉之行，而非诸佛菩萨之道。入世故易流于顺世，然一味顺世，而不能济世，则为凡夫俗儒之行，而非圣贤之道。儒教以昭明德于天下为志，仁以为己任，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则儒家非顺世贪生也。菩萨不染生死，不住涅磐，大悲利生，方便善巧，则佛家非厌世怖生也。儒教以挽救世道人心，使众生和平安宁为宗旨，故律己甚严，待人惟恕。佛教以拔救有情解脱为究竟，故提倡绝情离欲，不与世同。然无菩萨之精神，则不能做入世之事业。而不能拨乱反治，使人类得以安生尽性，则佛法亦将无所施。是故二教可以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杀人武器亦日益厉害，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尤当大阐佛儒之至教，挽救物质文明之弊，解斯民于倒悬。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王氏应成都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世间论》，该讲义后由成都佛学社印行。讲稿分“价值论”、“本体论”、“缘起论”、“出离论”、“无住涅磐论”五章，为《人生学》之补充。后讲《摄大乘论疏》，历时三月，听众踊跃。上至耆年硕学，下至英俊青年，莫不具足。四川佛学院院长昌圆法师率全体师生来此听讲。邵从恩（1871——1949）、卢子鹤、黄肃方、叶秉诚（？——1938，时任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游永康（即后之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隆莲法师，1941年从昌圆法师出家）等人亦来闻法。说法堂为之爆满，后至者乃环立阶前聆听，场面感人！讲经结束后，已是秋高气爽的九月天了，他乃从成都望江楼登舟顺岷江而下，去青神县中岩寺、乐山乌尤寺等地参礼游览，籍以放松一下自己。在乐山，他结识了遍能法师（1906——1997，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并应邀在乐山公园讲《心经》及人生哲学。旋回成都，会晤了勤研佛典的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李炳英（1889——1957）等人，后返南充。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他应重庆佛学社之邀，在长安寺讲《世间论》和《摄大乘论疏》，并会晤了前清翰林赵熙（1867——1948）及其弟子遍能法师。四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孟子新疏》，七月讲毕，讲义由龟山书房油印刊行。旋应重庆华岩寺之邀，讲《二十唯识论疏》、《佛说无垢称经释》，讲稿后出油印本。圣观法师（1886——1954）、朱之洪（等人亦来闻法。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朱之洪对王恩洋说：“吾将依佛法以送余生。”王开导朱说：“学佛不应如此消极，我们不但生应精神，尤须死得精神，菩萨悲心大愿，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入地狱以度众生尚可为，岂能以自度自了为宗旨耶？”朱之洪闻言振奋，自谓于佛法得正愿云云。王氏还向华岩寺方丈宗镜长老推荐邱檗居士担任天台教理院主讲，遍能法师任教务主任，圣观法师任事务主任，主客双方皆大欢喜。9月，再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缘生论》。10月归家，在龟山书房讲《辨中边论》。12月得欧阳竟无信，谓支那内学院已迁至四川江津，请他明年农历正月初七（公历2月6日）来江津会面。
王恩洋不敢怠慢，1938年1月30日即动身，正月初三抵重庆，见到吕徵等人，次日偕吕徵、邱檗、韩文畦、蒙文通等40余人到达江津，拜谒欧阳大师。
民国二十八年（1939），王氏在龟山书房为诸生讲国学，其讲稿《老子学案》、《王国维先生之思想》，由黄联科出资在上海佛学书局印行流通。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欧阳竟无两大弟子风格迥异。一是吕徵，思想冷隽，治学精严；一是王恩洋，情深信笃，践履踏实。恩洋先生志切救世，热情充沛，尤喜接近社会下层人民。他布衣蔬食，乐道安贫，精进不懈，不舍梵行。出门远行，背包挂伞，独来独往，不计危苦，对人对事，凡情之所至，理之所安，一身任之，能终其守。1940年11月，他从南充起程，前往江津拜谒欧阳大师，只身徒步，日行百余里。在其所作《南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初六日，过八塘，日落如在山顶，下山犹十余里矣。山路曲折，两崖峻绝，别饶幽致。俄林间风动，草木有声，暮云忽起，遮蔽星月，余心随境入寂，渺然若丧乎我者。继而林风怒号，风力加急，飘举衣袖，余驭风而行焉。斯时精神倍增，脚力益健，仰望天空，忽夜月如钩，破云而出，余亦心光怒发，念六度万行，一切智智，趣之何难？直往而已。继复万象森罗，转觉心意两忘，无取无往，始悟精进之功，寂照不二之旨。既至八塘，余乐未歇。中夜风云顿作，大雨如盆倾也。”
民国三十年（1941）2月2日（正月初七，即人日），他再至江津，参加支那内学院师友聚会，与欧阳竟无、吕徵、陈铭枢、高语罕等人欢聚一堂。6月，上海佛学书局《佛学半月刊》请其作一“法相宗专号”，他先后撰写成《法相义》、《法相体类》、《我之假立》、《缘起义相》、《共业增上》、《圣道转依》等六篇文章寄之。该六稿加上后作之《叙论》及《答梅撷云先生论缘起书》，汇编成《法相学》，由华岩寺刻印流通。11月，他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与陈铭枢等人游山，陈问：“宗门早悟者每寡传，迟悟者门多盛，如岩头雪峰者流，何故？”王答：“迟悟者悲增，又历尽艰辛，知人心病，应机善巧，而早悟者仅智增耳。”同月，他在华岩寺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在重庆钱业公会讲《心经》七日。归家后，整理讲稿，作《心经通释》，与《瑜伽力种性品疏》一起由华岩寺刻印流通。
1942年1月，他应太虚大师（1890——1947）之邀，参观重庆北碚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并与法尊法师（1902——1980）辩论《瑜伽力种性品疏》。2月，赴内江开办东方佛学院，院址设圣水寺。并应自流井（今四川自贡市）佛学社之邀，前往讲授《人生学》及《心经通释》，历时十日，其间结识了自贡盐业公会主席罗筱元（1891——1966）等人。3月底返圣水寺，讲《二十唯识论》。6月回家途中，应重庆佛学社之邀，讲《法相学》三天。10月，在内江通俗教育馆讲《瑜伽力种性品》，并与黄肃方、廖泽周等人商议，决定将东方佛学院改名为“东方文教研究院”。同月，王恩洋通读了冯友兰（1895——1990）的近作《新理学》，觉其理论体系支离破碎，不能自圆其说，谬误百出，很不成熟，乃撰《新理学评论》以抨之。11月，在重庆佛学社讲《瑜伽力种性品》，并去江津看望欧阳竟无。12月，应泸县佛学社之邀，讲解《心经》。年底，他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完稿，全书洋洋四十余万言，为其生平第一巨著，堪与唐初窥基大师（632——682）之《成唯识论述记》相辅而行。但黄联科从印度尼西亚寄来的印书款，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折耗殆尽，以致上海佛学书局竟未能出书，先生每每引为终生憾事！其时龟山书房已停办，他利用余暇写成了《瑜伽师地论疏》六卷，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写完三百余卷，后因撰写其它著述及政治方面的原因，终其一生也未能续作，惜哉！
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23日，欧阳竟无病逝于江津几江镇，享年73岁。王恩洋惊闻噩耗，痛哭失声，立即束装就道，赶赴江津，匍匐奔丧。他对欧阳大师一贯师事谨慎，有疑必问，辩理必明，有时虽遭严斥，仍忠敬不渝。自1937年支那内学院迁川以后，他除因父母病重的一、二年外，每年都要去江津拜望欧阳大师几次，并对支那内学院尽力支援，学术界颇因此称赞其品德。为悼念欧阳竟无大师，支那内学院特出《纪念专刊》。门生弟子，各述功德，海内贤达，咸致哀辞，王恩洋也撰写了长文《追念亲教大师》。丧事完毕后，他返回东方文教研究院，为清福法师（1862——1940，曾游历亚洲十多国）修改《源因略记》一书，并撰成《清福和尚传》。其时西藏佛教中观派的学说传入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而内地许多唯识学者也不自信，附益此说，始终保坚持瑜伽般若立场的王恩洋，乃撰《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一书作正面答复，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该书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月，他根据旧作《论语疏义》写成《孔子学案》。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明孔子学说之源流及群贤弟子。第二章“志学”，明孔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执礼”，明孔子立身范世之道。第四章“求仁”，言孔子内心修养之功夫。二至四章合为孔子之伦理道德学。第五章“为政”，叙孔子之政治生涯及政治主张，即其政治学。第六章“施教”，述孔子教育之道，即其教育学。第七章“知天”，论孔子对鬼神、生死、天命等的态度和认识。第八章“作圣”，云孔子对人格和人品的升华，自君子以至于圣人。第九章“行赞”，认为孔子的“大道”是现实的而非理想的，并赞美其功德，以为圣人之所以不同于哲学家，其区别正在于此。从该书及其后作的《儒学中兴论》等书里，可以看出渐有置重于儒学的倾向。该书与《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新理学评论》同为文教研究院印行，是为文教研究院印书之始。6月3日，他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欧阳竟无百日大祭，与吕徵、陈铭枢、黄忏华、李安、韩大载等新知旧友聚会，召开院友会，公推吕徵继任院长。并成立理事会，由吕徵、陈铭枢、王恩洋等七人组成，协助院长工作。9月，前往自流井讲《新人生哲学》、《瑜伽力种性品》、《八识规矩颂释论》、《二十唯识论疏》。讲经完毕，返文教研究院，埋头写作《大学新疏》和《大学略释》。10月，《孟子学案》杀青。该书计十章，第一章“叙论”，简述孟子生平并论其学问大略。第二章“仁义”，明孟子学说之宗旨。第三章“心性”，论“性善”、“义内”说之建立。第四章“学养”，论孟子修养省察之功。第五章“天命”，论知天立命尽性践性之学说。第六章“人伦”，论父子君臣之道。第七章“主政”，论治国平天下之方。第八章“斥外”，述孟子对战国时代诸子学说之批评。第九章“尚友”，赞先圣之德行，明孟学之起源。第十章“传承”，言孟子之所教，道孟学之流派。该书与《大学新疏》等一起由文教研究院印行。11月，他应邀去重庆、泸县讲《瑜伽真实品》、《金刚经》。旋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院友会。12月，《新人生哲学》、《金刚经释论》完稿，他请四川莲宗院尼众部教务长隆莲法师担任校对，由文教研究院印行流通。总计该年成书九本，加上长文《追念亲教大师》，共约60万言，为其生平著述最丰、种类最多的一年。
民国三十三年（1944）3月，他应邀去新津讲《瑜伽力种性品》、《心经通释》。并作《新唯识论者之思想》（后刊于文教研究院编辑出版的《文教丛刊》第一期），抨击他旧日的同窗熊十力。旋应成都四川莲宗院之邀，讲《瑜伽力种性品》，四众云集，盛况希有！并在黄肃方家会晤了但懋辛（1886——1965）、刘光烈（1889——1978）、李炳英等知名人士。4月，应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朱光潜教授（1897——1986，现代著名美学家）之邀，前往讲授《佛学概论》、《儒学概论》课程，并在校演讲《新人生哲学》。当时武汉大学内迁乐山，他授课之余，常与乌尤寺方丈遍能法师、游子九居士（隆莲法师之父）诸人相过从。6月，他拟好试题交教务处后，即由曾任峨眉山金顶住持的圣观法师陪同，朝礼峨眉山，领略天下名山雄、幽、秀、奇的景色。六天后归校，批阅试卷，见学生成绩优异，不禁感叹武汉大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7月归内江文教研究院。8月返家，得陈戒于信，谓四川富顺余次青读了王恩洋的著作后，慨然发愿弘扬东方文教事业，闻文教研究院经费困难，拟为组织董事会，募集资金。他阅信后欣喜不已！盖当时黄联科因日军侵占南洋，已破产两年多矣，所捐助之功德款也随之中断。王氏立即与余次青联系，决定在自流井成立文教研究院董事会，此举得到罗筱元等人的响应资助，公推余次青为会长。前后共募得资金三百万元，另加出版专项基金数十万元，罗筱元还私人捐助黄谷72石。由是文教研究院在经济方面得以摆脱困境，出版经费和对研究生的补助问题也相应地得到解决，开始发行《文教丛刊》。而且，从11月起，该院还每月资助支那内学院二万元。为表谢意，王恩洋在自流井旭川公园讲《人生哲学与佛学》，连讲三天。然后去乐山、峨眉考察，准备把文教研究院迁过去。朱光潜先生、遍能法师、圣观法师、游子九居士均不辞劳苦，整日陪他寻觅新院址，最后选定宽敞宏大又幽静宜人的峨眉山伏虎寺（后改变计划，将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返回内江途中经过成都，应四川莲宗院之邀，讲《金刚经》七日，始得脱身。在内江，他将《人生哲学与佛学》、《佛说无垢称经释》二书稿交贞利印刷生产合作社付印。12月，在重庆佛学社讲《金刚经》，并会晤了陈铭枢和现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1897——1986）。
民国三十四年（1945）2月，他从家乡起程，返内江文教研究院。途经遂宁，应爱道佛学社之请，讲《心经通释》七日。到内江后，即着手在文教研究院内分设研究部、修学部、问学部、函授部。3月，应邀赴资中县城讲《心经通释》和《二十唯识论疏》，并为高中学生讲《人生学》，旋回文教研究院。6月，写成《荀子学案》，全书分十三章，计十六万言。7月作《论世界大战与人类前途》。9月作《论建设中国之道》，均载于《文教丛刊》。11月赴江津支那内学院，参加纪念欧阳竟无诞辰集会。途经合江，应邀至县佛教协会会长夏之时（1887——1950，辛亥革命元老）家中，畅谈终日。在江津会晤吕徵等人后，即应邀去重庆佛学社讲《佛说无垢称经释》。年底，文教研究院应中央图书馆之请，将《佛说无垢称经释》、《金刚经释论》、《心经通释》、《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老子学案》、《儒学大义》、《人生学》、《新人生哲学》、《文教丛刊》（一、二期）分赠英国远东非洲学院、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稿本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各一全套，委托中央图书馆转寄。与此同时，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湖南人）亦来文教研究院访问，与王恩洋畅谈甚洽。王赠谭《人生学》及《文教丛刊》一、二期，谭意犹未尽，乃将王氏著述悉数购去。分手时，两人相约在发扬东方文化事业上密切合作。
民国三十六年（1947），文教研究院迁至成都西郊罗家碾，扩大招生。这时，他获悉黄联科已倾家荡产，日食维艰，不胜悲悯！乃多方张罗，凑得数千元，立即汇寄黄君，并深情地说，现在应该是他作出一点报偿的时候了。
1951年，文教研究院被川西人民政府接收，遂停办，人员星散；校舍被成都第十八中学所占用。王恩洋怀着惆怅的心情，返回南充故里，被聘为川北行政公署及川北政协顾问。
1952年6月，他应川北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函约，撰写了《佛教概观》，连载于上海《弘化月刊》，并由弘化社出版单行本。9月，川北、川西、川东、川南四行政公署撤销，合并为四川省人民政府，王恩洋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并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1957年3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王恩洋被选为理事。同年，他应北京中国佛学院之聘，担任《佛学概论》等课主讲。在校期间，他托上海佛学书局将1942年完成的巨著——《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复印了二百部，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1961年，王恩洋因病回到成都静养。次年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他连任理事。9月，四川省佛教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
1964年2月5日，王恩洋先生在成都病逝，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