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佛教”辩名
张家成（浙江大学）
在近年来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区域佛教文化研究显得较为突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吴越佛教”这一概念。现就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等方面略作界定和论证，进而分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和作影响。以求教于方家大德。
一、“吴越佛教”之概念
1、 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吴、越与吴越
吴、越是古国（地）名。吴越二国的具体历史活动，至春秋晚期方见之于《春秋》、《左传》、《国语》等较为可靠的史书，特别是在吴国建都姑苏，越国建国会稽之后。有学者说“在此以前，吴自吴，越自越，吴与越并不属于一个文化区。吴文化与越文化基本上是两支独立、平行的文化体系。”（董楚平著《吴越文化新探》），一般说来，吴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史记》“太伯奔吴”，“吴为周后”说），而越国则较多保留土著特色。但实际上早在春秋前期，二国的文化面貌就已基本一致。
其次，从种族来说，在“吴太伯奔吴以前”，吴越地区的土著居民都是“越人”。在《越绝书•吴地传》记载：“阖闾之时，大霸，筑吴越城（按即姑苏）。城中有小城二。”阖闾还在姑苏筑“南越宫”，应该原为越城。由此可以证明：吴越地区先民同为越族（当然，也有以“吴越”为族名，来说明吴、越同族。正因此，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将“吴越”连称。到春秋晚期，随着吴越争霸的加剧，先是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占据了钱塘江北岸；然后是勾践灭吴，据有茅山以西的吴国故地——武力争霸推进了二支近亲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到了汉代时候，人们往往“吴越”连称而不分，甚至称“吴”为“吴越”。如《论衡•四纬》：“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里即将吴说成是吴越。
吴越地区所含盖范围，除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上述地区毫无疑问）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与吴越地区邻近的淮扬地区（浙江到处是“徐偃王”的传说与遗迹）、地区江浙西部的皖南、赣北地区，东南方向的福建省等，是否应包含在“吴越”范围？笔者以为答案应是肯定的。
2、 作为区域文化的“吴越文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江浙地区的一些学者根据古吴越地区出土的有关上古（包括新石器时代和整个青铜时代）文物，提出“吴越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并在上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而且还出版了有关论集（《吴越文化论丛》）。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吴越文化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很大差异，尚有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如存在这样二种完全相反的说法， ⑴ 董楚平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吴越文化”，应是在春秋时期才形成的。 ⑵ 另说则以为：吴越文化之下限到战国时期吴、越的灭亡，（刘建国《吴越文化二论》，浙江学刊1990年第六期。）
其实这二种说法皆是指狭义的“吴越文化”概念。
本文基于近年吴越地区的广泛的考古发出及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提出广义的“吴越文化”之概念。认为：吴越文化之形成，应早于春秋时期；而吴越文化形成后，作为一种文化也并未随着吴、越之灭亡而消失。相反，却因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吴越、华夏、荆楚等诸文化的交互融合，伴随着作为种族的吴越及其语言文字，吴越文化得到继续传衍和更大规模地发展：如秦汉以后的学术思想史上的“江东佛教”“浙东学派”“阳明心学”“乾嘉学派”等，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商业文化、信仰习俗等等。
“吴越文化”与中华文化之关系：荀子“越、楚、夏”为中华文化之主体。
吴越文化与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吴为周后”和（杨向奎等《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夏越一源”说（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第一章“夏越关系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
吴越文化之特点：除了经济文化发达、商品经济意识鲜明而外，宗教方面“信巫鬼，重淫祀”——吴越佛教发达；工艺方面，手工业制造业发达——佛教建筑发达；居东南沿海，江南水乡，“以舟代步”——形成中外文化交流中“海上丝绸之路”，在吴越佛教对外（韩、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一直走在前列。
3、作为区域文化及宗教文化概念的“吴越佛教”
吴越佛教首先是一种宗教。何为宗教，学术界关于其定义也是莫衷一是。本文赞成视宗教为一种文化的说法。正如吕大吉先生在其《宗教学通论》中指出：宗教是一种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和宗教体制四要素有机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由这一观点出发，一般来说，我们把吴越佛教文化视为广义“吴越文化”之有机组成部分。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越文化源远流长，是古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和演变都与华夏文化同步。而吴越佛教则有所不同：其内涵之主体——佛教文化则是源于印度，二汉之际传入中国，在吴越地区广泛传播则是在东晋以后。至于佛教文化与古吴越文化的充分融合并成为该地区民间信仰习俗则是在隋唐以后，尤其是五代吴越国以后了。故：“吴越佛教文化”这一概念包含了一个“佛教中国化”（佛教的汉化，不仅体现在佛教的义理如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观点，更为直接地体现在以佛教建筑、服饰、工艺品以及生活方式、信仰习俗等文化层面）以及传统文化（古吴越文化）的“佛教化”（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仇心态转而向追求事业的成功、“化干戈为玉帛”的社会稳定的务实精神与平和心态）这样一个双向、动态的演变内涵。
在学术界，“吴越佛教”之概念早已有学者提及，如赖建成（台湾）撰有《吴越佛教之发展》一书，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中亦设有“吴越佛教”一节。不过这些概念所指主要都为“吴越国”之佛教，与本文所谓的“吴越佛教”有关，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此所谓“吴越”主要是指吴越地区，而“吴越佛教”则是一个区域佛教文化概念，即吴越地区的佛教文化，与传统所谓“江东佛教”、“江南佛教”“东南佛教”之概念大同小异，多有重合之处。
二、吴越佛教的兴起与演变
吴越佛教虽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地域佛教文化概念，但由于中国佛教有着悠久的发展演变历程，且吴越地区范围也较广，因而吴越佛教也经历了一个形成的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将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吴越地区佛教的初传：据《出三藏记集》载，东汉灵帝末年名僧、翻译家安世高因避乱离开洛阳南下，展转而至浙江会稽。此后，于献帝末年，支谦也避乱南来吴地。一般的说法是将此作为佛教传入吴越之始。近来也不断有学者指出，吴越佛教的传入之另一途径，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印度经交趾，沿海路传至会稽一带。在本文看来，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的吴越佛教，其影响及意义都十分深远，值得我们做深入探讨。
2、东晋至隋唐——吴越佛教之兴起。这一时期，佛教已在吴越地区广泛传播，并且是中国佛教宗派最早形成的地区。东晋六朝时期，名僧慧远、道生的等后来均活动于吴地，历史上所谓“江东佛教”多有所指。而隋唐时期，在越地有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吉藏大师创三论宗；而禅宗形成后，吴地的牛头宗、法眼宗等都十分有名。
3、吴越国至二宋时期的“吴越佛教”：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南宋复定都杭州，在吴越钱王的大力提倡，以及中国思想文化中心（包括佛教文化）的南移，从而形成了吴越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其中的杭州暨浙江佛教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是五代至宋元时期吴越佛教（甚至中国佛教）的中心地区，这可由南宋时期所评定“五山十刹”证明之。
4、明清时期的吴越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一般将明清佛教称为衰落时期。然而，在以吴越地区为主的江南地区，佛教文化依然盛行不衰，并与江南地区的民俗紧密相关。明末清初随着莲池大师等弘扬，吴越佛教（尤其是杭州暨浙江佛教）又呈现复兴之势。明清时期的吴越佛教是当时中国佛教最繁荣的地区。此时之“吴越佛教”概念近于“江南佛教”。
而到了近代，随着上海市的崛起，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吴越地区中心地带的上海佛教引领着近现代中国佛教的近代化走向。“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就是在此。
三、吴越佛教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在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地位和意义
吴越佛教文化的特色是吴越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它既有中国佛教文化的共性，也深深地打上吴越区域文化的印迹。而从吴越佛教的发展演变过程来说，早期的吴越佛教带有明显的佛教义学（般若学）特色；其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有着密切交融，是最早产生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地区；而自五代以后，吴越佛教尤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佛教史演变的基本特征。
概括说来，吴越佛教文化至少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1、 吴越佛教名僧辈出，梵宇林立：自东晋至民国时期，高僧不断涌现。其中，也有很多来自于北方，却成名于南方（如印光），这是吴越佛教文化兴盛的重要标志。而江南吴越地区的佛教寺院，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在国内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 佛教与儒、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尤其是“儒佛融合”，使得吴越佛教呈现出鲜明的入世特色：契嵩、大慧宗杲、藕益，近代的印光法师、马一浮居士等皆主张“三教合一”。民风务实，不尚空谈。在这一现象中，我们也看到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影响。
3、 禅教净合流与净土信仰的流行是吴越佛教的又一特色：在吴越地区，“念佛社”在士大夫阶层以及民间皆十分流行，使吴越佛教呈现民俗佛教。修行方法的念佛法门，信仰对象上的观音信仰，以及居士佛教的盛行。
4、 佛学典籍的著述及流布——吴越历代高僧撰述、编纂并流通了众多的中国佛教名著，为中国佛教的传播和流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朝梁天监年间由释慧皎撰的《高僧传》14卷，开启佛教僧人总传体之先河。天台宗实际始祖智顗所作的《法华经玄义》、《法华文句》及《摩诃止观》，隋高僧吉藏著《三论玄义》，五代浙籍著名禅师大川普济撰写的《五灯会元》，南宋天台宗高僧释志磐撰《佛祖统记》，以及五代高僧延寿的《宗镜录》、北宋高僧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在中国佛教典籍中都属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而在大藏经的刻印及流通方面，吴越佛教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5、 吴越佛教文化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也十分明显。佛教典籍的广泛流通与南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同时吴越佛教文化的兴盛也与东南部商品经济的繁荣存在着某种良性互动的现象。如a、天竺香市：佛教文化旅游，进香，香客，旅游业盛。带动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b、念佛与放生：从历史上来看，杭州西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放生池。在吴越地区，念佛与放生实际已民为江南地区民间风俗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吴越地区社会道德风气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c、就社会历史进程来看，吴越佛教文化与吴越地区社会经济几乎是同步兴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有所谓“盛世建塔，乱世毁塔”之说。南宋以来的江南地区的社会历史之演变可资印证：明清江南佛教较为兴盛，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亦已出现。
6、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吴越地处东南沿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其造船业就处于太平洋地区的领先地位，这里的先民是世界上最早尝试去征服海洋的民族之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里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吴越地区自古就与台湾岛、日本国以及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从佛教史的角度看：第一，吴越是佛教的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之一，“吴越佛教”本身即是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第二，隋唐时期，佛教又由此东传朝鲜、日本，是日本佛教禅宗、天台宗、净土宗的祖庭所在。第三，在宋元以后，吴越地区与东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可谓代代相传，至今不绝。
如同吴越文化本是古华夏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吴越佛教文化亦为中国佛教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五代吴越国以后，尤其是南宋以后，江南的吴越地区实际上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最繁荣的地区。由此足见吴越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与影响。（2003年8月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