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王钱弘俶与宋代天台宗的复兴

宋道发

（杭州商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

内容提要

    唐末五代时期约二百年间，天台宗先后经受安史之乱的破坏，会昌法难的摧残，以及五代战乱的扫荡，教典大多散逸无存，教势不绝如缕。吴越国王钱弘俶素重佛教，在其所治之地，广兴佛法。他应天台德韶、螺溪义寂之请，遣使携带财宝到日本、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并且大力支持义寂、义通等对天台教典的研习与弘扬，从而为宋代天台宗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经过台宗三代大师数十年的研习和弘扬，到北宋之初，四明知礼、慈云遵式、孤山智圆等大师出世，天台宗风为之大振，再呈中兴之势，其中，四明知礼贡献最大，享有中兴之祖的美名。然而，追本溯源，钱弘俶遣使请回教典，才是天台中兴的真正关键。本文即对此事稍事叙述，以明钱弘俶此举对天台宗乃至整个佛教文化的重大意义。

一、引言

天台宗是最早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创立之初，经由智者大师（538～597）、章安灌顶（561～632）等诸师的努力，加之陈、隋两朝的有力护持，曾经兴盛一时。而自唐初灌顶寂后，教势却急转直下，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衰微时期。中经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三代，至中唐肃宗、代宗两朝，有玄朗的弟子荆溪湛然（711～782）出世，努力开拓，著作等身，天台宗风为之大振，湛然因此而享有中兴之祖的美誉。

后来由于安史之乱的摧残，地方节度使与宦官的暴虐专横，中央威令不行；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间战乱频仍，尤其在遭到唐武宗会昌法难的打击之后，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尽。素重教典的天台宗，失去了赖以维系法运的教典，其教势从此一蹶不振。尤其是物外（813～885）元琹、清竦三代祖师，讲说无凭，仅传止观之道。

到了螺溪义寂（919～987）之世，幸赖吴越王钱弘俶求遗书于日本、高丽，而高丽沙门谛观（？～970）将天台教典还于中国，奠定天台宗风重振之基。此中关键人物是吴越王钱弘俶，与钱弘俶共襄盛举的重要人物则有天台德韶、螺溪义寂和谛观三大高僧。

二、请回天台教典的始末

钱氏一族，自武肃王钱閔至忠懿王钱弘俶，数代皆敬信佛法，而以钱弘俶为最。吴越国在其数十年的经营之下，佛法兴隆，尤其是作为都城的杭州，更是佛刹梵宇林立，高僧大德辈出，号称东南佛国。在五代的乱世之中，能够保持东南一地的佛教文化，并为宋代佛教的复兴奠定坚实的根基，延续佛法慧命，钱氏一族实在是厥功至伟。

钱弘俶（929～988），又称钱俶，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第五代王。杭州临安（浙江省钱塘县）人，字文德。天性诚厚，夙知敬佛，在位期间（948～978），大力推展佛教，为五代末叶佛教衰颓时代的大护法。其护教的业绩甚多。在他当台州刺史的时候，延请德韶问道，德韶对他说：“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故自汉乾祐元年（948）嗣位之后，即奉天台德韶为国师，自执弟子之礼，且从永明道潜受菩萨戒，自号慈化定慧禅师。后周·显德二年（955），欲学阿育王造塔，乃以铜铸八万四千小宝塔，中纳宝箧印心咒，广行颁施，总计十年完成，后甚至远传至日本。北宋·建隆元年（960 ），复兴杭州灵隐寺，迎请智觉延寿为中兴第一世。又为复兴天台教学，遣使赴日本、高丽等地，求取天台宗典。恭请螺溪义寂讲说《法华》，并赐予“净光大师”号与紫衣。

在钱弘俶所有的护教业绩之中，遣使赴日本、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对于天台宗来说，最具意义，同时，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此事的来龙去脉，各种史料所说不一，后世学者也莫衷一是。此事之中，钱弘俶遣使海东求购天台教典可视为信史，高丽沙门谛观携天台教典至螺溪也没有问题，然其中有二项不免令人生出疑问：一、向钱弘俶提出请求者是义寂还是德韶？二、天台教典取自日本还是高丽，亦或二国兼取？

关于第一个问题，记载此事最早的现存史料《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中云：

先是智者教迹，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零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其学，寂思鸠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由是博闻多识。

“款告韶禅师”一语分明是说，义寂诚恳请求德韶禅师。德韶禅师有国师之尊，当时已名满天下，义寂请求德韶利用其地位与声望帮助求购教典，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中对于钱弘俶遣使之事，却只字未提。

成书稍晚的《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五《德韶传》中说：

有传天台智者教义寂者，屡言于师曰：“智者之教，年祀寖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师于是闻于忠懿王，王遣使及赍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

这段文字较《宋高僧传》所载稍详，文中提到德韶屡受义寂之请，于是请求忠懿王玉成此事，结果“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不过，引文中义寂所言新罗国恐俿作者之误，盖因新罗国早于敬顺王九年（935年）降于高丽，当时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也可能是当时人仍习称高丽为新罗，义寂或是作者道原只是沿用习称而已。

其余更晚出的天台宗史料，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四教仪缘起》等，都是众口一词，说是由义寂向忠懿王提出请求，而有教典复归之事，并且所述代有增饰。如《释门正统》卷三《弟子志》中云：

吴越忠懿王观《永嘉集》，昧于教相，叩问韶国师，师称螺溪寂洞明台道，王如寂建讲，为遣使日本，求其遗逸……

《佛祖统纪》卷八《义寂传》云：

吴越忠懿王，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之语，以问韶国师。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一家教学，郁而复兴，师之力也。

明万历九年（1581年）冬，沙门智觉所撰《四教仪缘起》中引用宋修僧史僧统赞宁《通惠录》云：

唐末吴越钱忠懿王，治国之暇，究心内典，因阅《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之句，不晓，问于云居韶国师，乃云：“天台国清寺，有寂法师，善弘教法，必解此语。”王召法师至，诘焉，法师曰：“此天台智者大师《妙玄》中文。时遭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中国教藏，残阙殆尽。今惟海东高丽，阐教方盛，全书在彼。”王闻之慨然，即为遣国书贽币使高丽，求取一家章疏，高丽国君乃敕僧曰谛观者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观既至，就禀学寂公于螺溪终焉。大教至是重昌矣。

此段引文与前引赞宁《宋高僧传》内容大异其趣，其真实性实令人难以置信。若实引自赞宁《通惠录》，赞宁在《宋高僧传》里说是德韶请求钱弘俶搜购天台典籍于日本，此处又说是钱弘俶应义寂之请，遣使求取教典于高丽，赞宁岂非自语相违？

如何理解上述诸种记载的歧异之处呢？综合以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由谁向钱弘俶提出向海外求取教典的问题上，早出的史料《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更值得采信。赞宁与德韶、义寂是同时代人，赞宁位居吴越僧统，德韶是吴越国师，义寂也深受忠懿王钦敬，赞宁对此二人的事迹应当甚为熟稔[1]。而且，赞宁作为一个出身律宗的佛教史学家，在僧传中对天台、禅宗人物事迹的记载，较具客观性和可信性。《景德传灯录》的作者释道原是德韶的法嗣，书中所记也较具可信性。可以说，在请求钱弘俶向海外求取天台教典这件事上，德韶禅师是关键性的人物，其所起的作用要比义寂要大。理由如下：其一，德韶虽是禅师，但对天台教甚为关切，僧传中德韶为智者后身的传说；其二，德韶既有国师之尊，又是名满天下的大禅师，所以德韶的意见对于钱弘俶所作的决定影响很大，德韶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高丽二国的信函自然也会受到二国的皇帝及僧人的高度重视。同时，德韶虽然是禅宗僧，但与天台因缘甚深，他向钱弘俶推荐天台宗的青年才俊义寂，钱弘俶遂请义寂讲说天台义理，义寂借机向钱弘俶述说天台教典散逸的情况，促使钱弘俶作出遣使海东求取教典的决定，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后世的天台宗人，如宗鉴、志磐等，宗派意识比较强烈，在史书中故意突出义寂的作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诸种记载分歧更大。第一种为取自日本说。《宋高僧传》之《义寂传》只说：“（义寂）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文中既未提到高丽国，甚至连钱弘俶遣使也未提及，甚为可怪。不过，联想到赞宁是奉敕修史，很多情况下不能做到秉笔直书，尤其赞宁作为前吴越国的僧统，恐怕不便提及旧主钱弘俶遣使求取教典的功德吧。二百余年后的释宗鉴则无需避讳，故《释门正统》中则明确地说：“（钱弘俶）为遣使日本，求其遗逸。”今时学人董平先生采信此说，并有较详细的考证[2]。当然，董平先生也未否定谛观携书来华之事，只是认为其事当在日本送书之后。

第二种是取自高丽说。《景德传灯录》之《德韶传》说钱弘俶遣使并携带德韶禅师之的书信，往新罗国（其实应为高丽国），将其国所有天台教典缮写而回。《四教仪缘起》则说钱弘俶遣使带着国书和礼物到高丽，求取天台教典，高丽国君非常重视，敕令沙门谛观将天台教部还归中国。近人蒋维乔先生和吕澂先生坚信此说。蒋先生否定遣使日本之说，吕澂先生在肯定天台典籍取自高丽的同时，并不否定取自日本之说，但认为取回日本之籍，事在其后。

第三种是吴越王同时遣使到日本、高丽说，出自《佛祖统纪》。志磐以为，吴越王曾遣使到日本、高丽两国，“若论教文复还中国之宝，则必以高丽谛观来奉教卷为正。”志磐在《佛祖统纪》中的《义寂传》、《吴越王传》、《谛观传》及《法运通塞志》等多处述及此事，并明确记载了吴越王遣使及谛观来华的时间，分别为建隆元年（960年）和建隆二年（961年），可谓言之凿凿。后世学者多采其说。据《佛祖统纪》之《谛观传》所说，谛观所还天台教卷并非全部，其中缺《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教典既备之后，义寂便开始讲说，以培养僧才。据《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建传教院碑铭》所说，乾德二年（964），义寂于螺溪新创之传教院大开讲筵，学徒云集，从而开启了天台中兴之运。

以上三说，皆各有所据，实难说何者为真。因为，当时的日本和高丽，天台学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天台教典都很完备，吴越王同时遣使至二国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所载有关“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国求仁王经疏”的一段故实，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其文如下：

有宋之初，台教乃渐杭海入吴越，今世所传三大部之类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与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经疏》，先至有二本，众咸斥其伪。昔法智既纳日本信禅师所寄辟支佛发，答其所问二十义，乃求其所谓《仁王经疏》。信即授诸海舶，无何中流大风惊涛，舶人念无以息龙鼍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强记者二僧，诣信所，读诵以归。不幸二僧，死于日本国矣(此文见晁说之所作《仁王经疏序》。此疏虽非本真而此说不可亡矣)

“《仁王经疏》，先至有二本，众咸斥其伪”，而后法智（知礼）乃求诸日本。笔者由此推想，此先至之《仁王经疏》必取自高丽，众师既斥其为伪，法智大师于是转求于日本之信禅师。因为，若此《仁王经疏》取自日本，既已被斥为伪，断无再去求取之理。

三、对天台宗的护持

志磐在《佛祖统纪》卷八《义通传》后说：“螺溪网罗教典，去珠复还；宝云二纪敷扬，家业有付；而世方尊法智为中兴者，以其有著书立言、开明祖道、抵排山外、绍隆道统之功也。”可知，宋代天台之兴，实以螺溪义寂、宝云义通为前驱，诚如镜庵所谓“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大其后”（《佛祖統紀》卷第十）。钱弘俶在遣使求取教典之后，对螺溪、宝云二师的弘法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首先说钱弘俶对螺溪义寂的支持。据义寂的门人澄彧所撰《净光大师塔铭》说：“邓王钱氏（弘俶）有国之日，钦其道德，赐紫衣师号，树宇以安之，赍腊供以延之。（《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

义寂法师之所以能成为“中兴教观之裔祖”，其一是他本人慧悟超人，如赞宁在《宋高僧传》卷第七《义寂传》所说：

旋入开元伽蓝，师授《法华经》，杘月而彻，寺之耆老称叹希有。受具已，往会稽学南山钞。既通律义，乃造天台山研寻止观。其所易解，犹河南一遍照^[3]也。

钱弘俶的侄子钱易所撰《渜光大師行榠碑》也说他在天台师承耸、广二公，因读湛然的《法华本迹十妙不二门》（简称《十不二门》），至“法性之与无明遍造诸法，名之为染；无明之与法性遍应众缘，号之为净”，因此顿悟佛心，不数月登座衍说，他的二位老师坐于听众之中，他也了无愧色。每从大藏中取出一经，不参考任何解说的资料，便能随意而讲，涣然冰释。

其二，他的弘法事业，多得益于钱弘俶的大力支持。下面综合各种史料略述一二。如果说在天台教典回归之前，义寂弘法主要靠其殊胜的慧解，在此之后，既有教典的依持，义寂从此博闻多识，为改变台宗学者握半珠为家宝的状况，更加致力于台教的弘扬，在佛陇道场、国清寺相继讲训。（事见《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为了扩大台教的影响，钱弘俶多次请义寂开演教法。钱弘俶还对义寂进行嘉奖，赐净光大师之号、紫方袍及絹綿乳藥茶叶等物。（事见《吴越钱忠懿王赐净光法师制》(三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七《螺溪振祖集》）

乾德二年（964）秋，螺溪传教院初创，建成法堂三间、厨屋数舍，义寂率学徒二十人居之。其后，闻讯来学者日渐众多，义寂讲导一如既往。然而院宇狭小，人满为患。有人多次提出扩建之议，义寂都未同意，为的是不劳民伤财，从中亦可见其悲心深切。后来云居德韶得知此事，乃上书给钱弘俶，略言：

智者大师位登诸地，迹示四依，得总持门，获无碍辩，所述教法盈数百卷。净光大师羲寂传而讲之，如水分器。而所居精舍，栋宇未丰。愿许经营，用安枢衣之众。（《建传教院碑铭》，《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

钱弘俶采纳德韶的建议，命其爱子及襄、华二位法师负责，王公贵胄各施钱粟以助成其事。到乾德五年（967），寺院建创始毕。凡忏堂、法堂、禅室、经室等等，一应俱全，总共有屋宇一百三十余间。学僧来集，再无食宿之忧。此年，钱弘俶又命义寂法师讲《法华经》一座。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钱弘俶又命施钱八十万，为传教院建造弥陀佛殿，又请义寂法师讲《金光明经》一座，饭僧三万人。概言之，螺溪传教院之所以能成为义寂法师演法布教、造就僧才的大道场，是与钱弘俶所提供的有力护持密不可分的。

义寂门下最有成就的弟子是宝云义通。义通（927～988），高丽国人，俗姓尹。字惟远。生而有异相，顶有肉髻，眉长五、六寸。幼年，师事龟山院宗为，修《华严》、《起信论》。乾祐年间（948～950）入汉土，初访云居（德韶禅师），契悟南宗。后又从义寂法师闻一心三观之旨^[4]，顿受其传，很快便声闻四方，成为义寂最杰出的弟子。义通学成之后欲返国弘法，道经四明时，为钱弘俶之子、郡守钱惟治所盛情挽留，恭请说法。开宝元年（968），漕使顾承徽更舍宅为传教院，请义通居住，义通从此在此弘法达二十年之久。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赐额“宝云”予传教院，故世称师为宝云。其后，义通致力于弘扬天台教观。他著有《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光明句备急疏》等书，在天台教理方面有很多的发挥与创造，更培养出了知礼、遵式等宋初中兴天台的中坚，所以南宋时台宗僧人智谦称其为“中兴教观之鼻祖”[5]。

检寻史籍，找不到钱弘俶护持义通的具体事例。但《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的《宝云振祖集》里，收有钱弘俶所写、寄赠义通法師的诗二首，从诗中亦可见钱弘俶对义通法师的敬重。今录之如次：

海角复天涯，形分道不赊。灯青读圆觉，香暖顶袈裟。戒比珠无类，心犹镜断瑕。平生赖慈眼，南望一咨嗟。（其一）

相望几千里，旷然违道情。自兹成乍别，疑是隔浮生。得旨探玄寂，无心竞利名。苑斋正秋夜，谁伴诵经声。（其二）

尤其从“平生赖慈眼，南望一咨嗟” “相望几千里，旷然违道情”两句，可见义通在钱弘俶心目中的地位，实非一般的法师可比。至于他支持义通的具体事例，因为不见记载，也只好付诸阙如了。

以上约略介绍了钱弘俶护持天台宗的事迹，从中可见，宋代天台宗的中兴，钱弘俶实为一大功臣。以下引用《四明尊者教行录》的编者宗晓的一段话，既作为吴越王钱弘俶与诸高僧大德关系的总结，也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抑有以见古人不以势位为间，而道眼相照于天人之际，有如此者，是必灵山同佛付嘱故。一以忠烈辅世，一以愿力洪法。虽世出世殊，而泽及后昆，至于无穷，其揆一也。（《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