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因明论》序 

郑伟宏

 

按理,刚晓法师是不该请我作序的,我也不是为其文集作序的合适人选。

要知道,刚晓法师作为出家人,其研习因明进而著书立说,充满了宗教悲情。他本人一再声明其因明研究不涉及与逻辑的比较研究,自己也不熟悉逻辑。我恰恰又以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作为立论之本。想不到他居然会找我,而我竟然也会慨然应诺。我是丢下手头急于完成的任务而不顾,读起了他的文稿。

我很愿意为他的文集作序,原因在于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

唐代玄奘所传的因明是印度陈那的新因明,构成了汉传因明的主体。刚晓法师主要研究陈那因明。陈那因明是辩论术、逻辑和量论的结合体。前期以立破为中心,大量内容与逻辑的推理相关,与推理的应用即论证相关。陈那因明是佛教的论辩逻辑学说,论辩的内容涉及印度各宗各派的哲学、宗教思想。前期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门论》,量论即认识论内容较为简略。陈那后期代表作《集量论》则完全以其前期创建的立破学说为基础,建立集大成的量论学说。

1896年窥基《因明大疏》回归中土之后,因明在近代复苏。在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因明研究现代时期),在佛教居士、法师、佛教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的共同参与下,因明研究在汉地出现自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佛教和其他外宗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的阐发,二是运用准确的逻辑知识正确地阐明因明的概念和体系。前者以吕澂和熊十力为代表,后者由陈大齐(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独占鳌头。他们各领风骚,形成互补。正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现代的因明研究延续了唐代正脉,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代表作有吕澂的《因明纲要》等、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和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

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刚晓法师因明研究的成就不同凡响。首先,在大陆佛门中,他是当代在因明领域唯一的著书立说者(在台湾还有古因明研究专家湛然寺主持水月法师)。其次,他不仅能讲解《因明入正理论》,还能讲解《因明正理门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迄今为止能借助吕澂、法尊、韩镜清译本完整讲解《集量论》的唯一专家。第三,他推进了量论的研究。

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吕澂和陈大齐两位先生又各自发挥专长,撰写了重要论著。中国逻辑史学会的学者们从七十年代起在因明与逻辑的比较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对于量论的研究除了看到虞愚、宋立道先生有所涉及外,几乎无人问津。要推进因明研究,必须使立破学说和量论学说两方面研究比翼齐飞。由于从事逻辑研究的学者们对佛学名相概念的理解有先天不足之憾,普遍都较为生疏。就连逻辑学家陈大齐教授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中,干脆对二量部分略而不谈。这既是出于学问家的坦诚,也出于无奈。作为佛门中人,刚晓法师在其论著中对佛学名相、因明术语特别是量论术语的讲解就显得游刃有余。他对量论的研究颇有心得。唐代窥基和续疏者慧沼在《因明大疏》中把似现量、似比量归为非量。刚晓法师则依照吕澂先生“宗论而简疏”的原则,详考《入论》、《理门论》和《集量论》。根据《集量论》关于非量是不确定的量的观点,判定似现量、似比量虽为错误的量,但不属于非量,因为它们是确定的量。

读刚晓法师的文集,有一深刻的印象,他是学术讨论中一位难得的诤友。每遇疑难,必深入论藏,探幽发微,常有独立的见解,而且勇于发表,敢于与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名家权威商讨。其刚其晓,可钦可佩。

有个建议提出来,希望共勉。研究佛教量论的与从事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释迦牟尼佛有很敏捷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个叫长爪的游行者对佛说:“一切于我皆不可。”佛陀平静地对他说:“那你对自己的观点‘一切于我皆不可’是否认可?”这一问,便把对方问住了。长爪的观点是不完全的“悖论”。唐代高僧神泰对此“半悖论”的解释有一半是错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懂得从全称否定判断推不出全称肯定判断的逻辑道理。陈大齐先生对许多因明概念的精当诠释,使后习者少走多少弯路!陈大齐先生的因明成就主要得益于深厚的逻辑修养。刚晓法师倘能谙熟逻辑,文集中涉及因明与逻辑的见解当能更上层搂。

  (序作者为复旦大学古籍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