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点准备
出山之前，诸葛亮就一青年农民而已，按其本分，就应该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用心考虑什么时令做什么农活，哪块田地土质水肥状况如何，适宜种植什么庄稼，即使田里没活，也应该象《李豁子离婚》戏里的李豁子那样，“清晨起早去拾粪”。可诸葛亮不这样，他在研究天下大势，为自己成就大事业做着准备。
刘备虽称天下枭雄，从小就准备当皇帝－－指村口桑树说，我若为天子，当以此树为华盖－－其实在最重大问题上竟是一个糊涂蛋，在中原地区瞎撞了十来年，先后投奔曹操、袁绍、吕布、刘表等人，一无所成。诸葛亮在对“当前国内外革命形势”的认识上显然比刘备高明多了，发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策论《隆中对》，为其分析天下大势：中原地区曹操根基已经稳固，江东地区也经孙坚、孙策、孙权三代经营，你在这二个地区已经没有得手的可能了，现在只有西川这个地方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你应该去那儿发展，“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并命童子取出一轴画：“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这就为刘备规划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可以说是诸葛亮规划出来的。诸葛亮一篇《隆中对》也把刘备这个集贸市场上贩卖席子、草鞋的小商贩送上了昭烈皇帝的宝座。刘备自己当时就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诸葛亮未曾出山，已经透彻地认识了天下大势，甚至连地图也画好了。这可看作为出山做好了准备。诸葛亮也该大展宏图了。
还是在《三国演义》中，另一个早已做了准备的是邓艾。夏侯霸向姜维报告“魏国新有二人，正在妙龄之际，若使领军马，实吴、蜀之大患也”，这二人是钟会和邓艾。夏侯霸介绍邓艾：“幼年丧父，素有大志，但见高山大泽，辄窥度指画，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人皆笑之，独司马懿奇其才。”诸葛亮考虑了政治战略，后来成为政治家，邓艾考虑军事，后来成为军事家。是邓艾仅率两千余人，偷渡阴平，活捉刘禅，灭了蜀国，为国家统一立下了不世之功。邓艾也是少年时代做了准备。
还有一种说法，孔夫子有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那是在社会没有大变化时代适用的一句话，你只须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安守本分，不必考虑那么多。但在大变革年代，在“跨越式发展”成为趋势的时代，就不行了。在三国时代就有相反的例子。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若是太平年代，刘表仁人君子，可位列三公，但在群雄逐鹿时代，连自保也不成。他的荆州硬被那些虎狼之辈抢夺撕裂，自己也成为千古笑柄，两千年后的叶剑英元帅说“景升父子皆豚犬”。啥年代说啥话，圣人之言也有个适用范围。
俄国十月革命是城市起义，工人运动，巴黎公社也是这样。于是中共建立之初也学习人家，并形成思维定势，只注意搞城市工人运动，如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广州起义等，但都在做出重大牺牲后仍然失败了。毛润之当时地位并不高，但他要谋其政了，他开始考虑最高领袖应该考虑的问题。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城市、工人还是农村、农民？而农村、农民问题是别人没考虑过或没重视过的。毛润之把考虑的重点从城市、工人转向农村、农民，为奠定他后来几十年在中国无与伦比的地位做了准备：1924年他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依靠力量。他暂时放弃城市，转向农村，开辟井冈山道路。后来中央没处去了，只好也去了毛润之的井冈山，毛润之地位就突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12个字，象“隆中对”规划三国鼎立局势一样，规划了中国后来的政治格局。毛润之早谋其政，在地位不高时就考虑“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依靠力量”这样的大问题，并打破思维定势，开辟了全新的道路，终于成就大业。
政治伦理
礼，我们现在的理解偏重于礼仪、礼貌等。其实，在中国古代，礼最主要的是指政治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准则、制度。《三国演义》第二十回“曹阿瞒许田打猎 董国舅内阁受诏”说的是这么一回事：曹操和汉献帝在许都郊外打猎，汉献帝在前，曹操作为臣子本应与汉献帝保持一定距离，但曹操与汉献帝拉开的距离太小，“只争一马头”，后来，献帝射鹿不中，让曹操射，曹操竟不谦让，用献帝宝雕弓，金鈚箭射中，待群臣称贺，曹操竟迎于帝前承受。这一非礼举动，惹得关羽提刀拍马而出，要斩曹操，幸被刘备制止。
曹操没有与献帝保持矮一截的距离，惹出大祸，不仅几乎挨关羽一刀，还惹得许多大臣愤怒，计议除掉曹操：国丈伏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侍郎王子服、将军吴子兰、校尉种辑、议郎吴硕、西凉太守马腾、豫州牧刘备等，而且献帝本人咬破手指写下密诏交于董承，让他组织政变，拿下曹操。此即“董国舅内阁受诏”。
为走路拉开距离小了一点，就要如此，是小题大做了吗？不！
《论语》在中国文化中有最崇高的地位。《论语》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季氏是鲁国大夫，在家里开舞会，按礼制本应4排4列16人跳舞，可他竟用了8排8列64人跳舞。64人是天子之礼（八佾）。孔夫子愤慨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夫子那么有修养的人也忍不住发怒了。
五四之后，有些礼仪虽然在名义上不再不标榜了，但它已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在重要场合 ，座位是非常有讲究的，该坐哪个位置就坐哪个位置；开会入场，一把手先行，别人应保持距离，让人家突出出来，这在电视上我们都是经常看到的。
我们老百姓不上电视，但我们所在的小单位也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也要讲政治伦理，包括在不起眼的地方。古代的例子好举，我们说古代的吧。《鹤林玉露·甲编·卷二》中记载，显仁太后请客，秦桧夫人等一群诰命夫人出席，席间，显仁太后介绍菜，说这种鱼叫子鱼，怎么怎么珍贵，秦桧夫人说，“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回到家里，秦桧问起席间佚闻，听说这事，大惊：“你闯祸了！太后请客用这种鱼，以为珍贵，你咋说咱家有呢？”秦桧毕竟是考上的状元，脑瓜特别灵，想了一招才糊住了窟窿：给太后送青鱼。显仁太后一看笑了：“傻瓜，没见识过吧，你送这几条是青鱼，虽然很象咱们昨天吃的子鱼，但根本不是。”秦桧夫人也装起了傻：“哎呀，是吗？”终于拉开了与太后的距离，维持了皇家高高在上的尊严，也保护了自己。
古代的事好说、敢说，现代的事就不宜多说了，只须记住，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请客送礼，你不要只考虑一个目标－－排场－－还要考虑其他因素，我什么地位，我的领导用了多大排场。如，领导好朴素，戴了一副几十块钱的眼镜，你就不要标榜自己的眼镜几百块，虽是你自己钱买的，但你不能挡住他心里认为你奢侈，由不认同到不喜欢，由不喜欢到厌恶，那你的麻烦就多了，更不要说升迁了。要不怎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过草偃”。官员生活习惯造就社会风气，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