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稿小记
蔡日新
在人人使用计算机的今天，手工钞稿已经成为了历史，手钞稿自然也随着时代的迁移变成了古董。而作为笔者，虽然放弃手工钞稿快十五六年了，但昔日钞稿的那种情愫，始终在我心中萦环。
在早十五六年中，我的写作必须经过“草稿→誊正→邮寄→被出版部门审阅→采用→发表”这样几个步骤；而出版部门的审稿也是在手钞文稿上作业，若是不能通过的书稿还得从邮局回邮给作者。哪像今天，电子文文件一出来，便通过E-mail直接交付出版部门审阅，在通过后则发表，否则便用E-mail通知作者另谋出版，一切简捷得很。过去，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无法完全离开纸和笔，稿件投递则无法离开邮局，不像现在一个电子邮件搞定。然而，在离开纸笔写作之后的今天，非但作者书写的质量严重降低，而且像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谓的“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神思》）的神韵几乎消失殆尽。因此，每当我拿起昔日旧作时，那种握笔沉吟的情景便闪现在眼前，如果不是经过了那么一番“寒彻骨”体念的人，是断乎没有这种情感的。
记得我最早完成的文稿是一篇名为《也论象声词》的论文，大概有两万字左右，从草稿到誊写共耗了一个寒假，最后在正稿誊写时由于煤炉烤火通风不好，险些送了小命。尔后，随着对传统文化研习的兴趣转移，我还作过《词语捷释》（4余万字）、《说文叙篇疏证》（8万字）《汉语声源新探》、《周易数论》等，全部是采用蜡纸誊正然后自家手推油墨滚筒印制的。刻写蜡纸是很费眼力的一种工作，灯光太强会因反光而看不清字迹，灯光太弱又会影响视力，实在劳神劳形。当初，我是单身，吃饭在食堂，吃饭完了只有洗碗，并无任何负担，加上当年身体健康，往往深夜不眠，甚至通宵达旦地研习、撰写、誊写。例如刻写《说文叙篇疏证》一书，是在通读了《说文》四遍之后，再斟酌段玉裁、王筠等大家之见，旁参王国维等后学观点而写成，其中也有不少是自己发挥的新见。全书竣稿之后，采用蜡纸誊写，我把八开蜡纸排成32开，则每页誊写1500字左右，足用了六十张蜡纸才完成全书誊写。誊写完成之后，自己手推油墨滚筒印刷，让印刷品稍干之后再用菜刀横向切开，然后对折装订成书。此书大约印刷了八十份左右，分送给了友人，而我自己由于后来研究方向的转移，竟然没有保留一本，而今看来应当是一种遗憾。
随着学术思想的逐步解禁，我原来认为研究汉语不会触及政治的担忧也逐步放松，对于古典文学领域的研习开始有所涉猎了。在这一时期，我的文稿全部是采用三百格的稿纸誊写，其间九成以上的文章被公开发表，这也可以视为本人写作从油印到铅印的变革期。当时研习某一课题，首先是找出该课题的相关文献，其中包含了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也包含该课题基本文献的各种版本。然后是静心浏览所遴选的相关文献，在通览一遍之后，闭目沉思，其间值得讨论的论题自然会跳到脑海里来。这样以后，再细心第二次阅读文献，并用卡片钞录相关文献，待这番工作完成之后，再用心浏览一通所钞录的卡片，而后分门别类，一篇论文的构架便展示出来了。我的这种选题方式，远远地要胜过带着问题（课题）找文献的方式，因前者过于偏重主观，而后者乃是客观选题，选题的确定也是因水到而渠成的。在整理了摘引的卡片之后，便是撰写的过程，一般是接着卡片整理趁热打铁进行比较好，不然又要重新阅读卡片才能下笔。等到草稿出来之后，先休息一天，然后通检文稿一遍，对于文稿的用词或内容前后次序调整等工作均弄妥了，才算文稿基本完成。这样以后便剩最后一道誊正工序了，草稿可以潦草，只要自己认得就行，但誊正必须工整，最好还要美观，这样文稿采用的几率便要高些。这种感受我很真切，因我曾在省内的教育杂志做过一段兼职编辑，当时文稿每天几乎近百件，等待拆开之后，那些字迹工整美观的文稿自然会吸引编辑去认真看一遍，而那些字迹潦草得难以辨认的文稿在瞄过两眼觉得并无可取之后自然就会放弃。很多作者在投稿没有采用之后，往往大骂编辑不公，可他们却丝毫不去反省自己，这实在也是一个遗憾。
一篇文章下来是如此，一本书出来更是要超出这种劳动的限度。试想：一本书很可能有近十个章节，每个章节将在全书思想的统摄之下朝不同领域做出探讨，因而又可视为一篇独立的论文。由于受这样一种如同众星捧月的结构方式所制约，作者采摘文献的面将会更广，阅读文献的量将会更大，其写作的难度也远远超出了论文。然而，在我的写作生涯中，也有数月一挥而就的论著，那便是禅美学著作《禅之艺术》。其实，这本书原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约稿，约稿人便是当时的所长。在接到稿约之后，我便开始搜索文献，自购图书便花去了五百多元（当时工资仅有百余元），并在相关大型图书馆借阅了不少图书。等到把这几百本书的相关章节细读之后，发现完全可以借鉴的内容并不多，除了《美的历程》略微有所引用外，其余部分的文献只能聊作参考。然而，由于本人当初具备了丰厚的阅读素养，也有了充足的写作经验，更兼研究并体验禅学有了较深入的心得，因而真正动笔写作时运笔挥洒，乃至出现了文不加点佳境。由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无端毁约，我的文稿被扣押在该所达三年而尘封不动，实在令人讶异。至一九九四年，遇上本人访台，便重新拿出草稿来第二度誊正，然后揣上新钞全稿赴台，冀望能获得出版。然以因缘不济，只得在台北将部分书稿（约三分之一）复印交给《谛观》杂志，然后将全稿邮寄给香港修智法师，托他谋求出版。访台归来之后，香港并无消息，而台湾则来函要求出版该书，于是又夤夜赶钞所差的三分之二文稿。此书自初稿出来到正稿的誊写，以及后来增加的两次誊写，我几乎没有动过其中的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这也可以算是我写作生涯中唯一可称的“神来之笔”了。至今为止，我时常回想那样一种亢奋的写作情境，当时运笔疾飞而不可止的状态，直至誊正也几乎不可增删一字或一个标点的文质，真是非常难得呀！在我此后的写作中，略为能达到这种写作境界的，也仅有《陶渊明评传》一书了。那也是因为我平时无意中阅读了《陶渊明全集》数遍，同时也无心地翻阅过不少与陶渊明相关的文献，还有平时写毛笔字时写过不少陶诗。可见，深厚的学养对于写作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在现今的研究生论文与论著之中，除了能看到类同八股的论文或论著格式（诸如标题、提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之外，那种潜藏在论著深层次中的东西几乎荡然了。
像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复杂的写作“工艺”，随着计算器的被广泛使用，几乎成为了历史的遗迹，过去查找文献的艰难在计算器的“检索”中也变得轻而易举了。更兼各种电子版文献的刊布于网络，连昔日摘引文献的基本工作也变成了简单的“pocy”，真是优于我们当年百千倍，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去拿原始文献来与电子书比对。况且，昔日里那种翻阅书籍的“含英咀华”（即达到与古人、即古时作者的真切对话），那种亲笔摘钞文献的深入领会其含义，那种运笔疾驰的情思发挥，那种誊正文稿的反复把关，几乎都被简化得无存了。更兼现今学术“造假”日趋严重，一篇论文挂在网上，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去“pocy”，一个字也不用打，就可以拿个学位或职称，真是忒“舒心”了。但是，在年轻学子们“舒心”的同时，他们所遗失的不只是传统文化的真实传承，更是传统伦理道德生命的合理延续。
时庚寅年清明日作于长沙北郊怀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