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的隨想

大癡

    每年的生日，我都有一個成例，那就是放生。

對此，我是這樣想的：上蒼尚且有好生之德，何況佛陀的慈悲更以利樂一切有情爲鵠的，我的生命能延續至今，不僅要感謝上蒼的好生之德，更要感謝佛陀的慈悲。因此，每當我年齒增長的紀念日到來，便自然地想起了以放生的方式來報恩。

提起放生，本人對此頗有些感想。原先，我曾隨同教內的信衆參加過多次放生活動，那確實是培養大衆慈悲情懷的一種有益活動。在參與了幾次這樣的活動之後，我對此也另有一些想法：這樣的活動固然是好，但似乎仍然局限在有爲的功德中，並且也過於拘泥形式。

首先，放生的時間一般多定在佛誕或觀音等菩薩的紀念日，但在此前，信衆們早在募集資金購買各種動物。那些原本是經過了人爲捕獵傷害了的動物，放在信衆的家裏蓄養一段時間之後，不但沒有恢復元氣，而且越發與它們所生存的大自然疏遠了。等到將這些生存能力不強的動物放回大自然之後，它們中的存活率究竟能有多少，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質疑了。

其次，江南的寺院大多有放生池，放養在池中的水族雖然享有聽聞佛法之便，他們伴隨晨鍾暮鼓的生活自然也饒多法喜。但放生池畢竟是一塊有限的空間，且不同的水族動物的食物選擇也不同，它們未必能獲得充足的食品來維持其生命的延續。加上有的水族動物是肉食類的，它們一時是無法改變其食物習性的，因而在放生池中又不免會弱肉強食起來了。在杭州淨慈寺的放生池中放養了不少的龜類動物，它們往往因缺少食物來源而形體羸瘦不堪、其生命似乎難以延續。假如人們將肉食投入放生池中，又大違護生的情懷；如果不這樣做，那麽多的烏龜必然會活活餓死在放生池中。又如蘇州西園寺中的放生池，其規模比一般寺院的要大得多，在池中還放養了兩隻三百年的大黿。就由於有了它倆，池中的其他水族時常遭到捕殺，有一次信衆在池中放養了兩隻鴨子，也給大黿吞吃了。寺中的一位老師傅對此很生氣，他傍晚時坐在池旁的石欄上大罵這兩頭癩頭黿，話語中充滿了對這兩個不爭氣的傢夥的歎惋。癩頭黿儘管長期在寺中聆聽法音，但由於它們的業力太重，還是無法改變其殺生的習慣，可見定業難轉呀！在此，我不禁想起了洞山禪師的一段開示：當時有學人問洞山“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洞山禪師當即開示他說：“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像這樣不觸不背、既不違背自然的生態的法則，又嚴格遵循佛教慈悲精神的開示，非洞山老人，別人實在是難得道出。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果真有那樣一種慈悲精神，放生又何苦一定要選擇在吉祥的日子呢？又何苦一定要拘泥於那種宗教形式呢？只要我們具有這樣一種慈悲情懷，遇上了可以解救的動物，便可隨緣施以無畏，不必拘泥於有相的形式，那該多好啊！這樣，不但動物獲得了及時的救助，而且它們回歸大自然的存活幾率也要大得多。

然而，走筆至此，本人似意猶未盡。那就是我們在放生的同時，往往會既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地遇見了傷生、殺生的現象。我的生日是在萬物復蘇的春天，也是各種動物繁衍的季節，可每當我到江邊投放水族之時，那些電漁的船隻怎是出現在我的眼簾，令我不得不陷入了沈思。在經濟建設日益繁榮的今天，生態與人文的破壞正在日益加劇，人類在取得經濟建設成果的同時，卻又失去了那些極爲寶貴的東西，這難道不夠發人深思的了麽！

在另一方面，“放生”固然重要，但與“放生”相比，“護生”似乎顯得尤爲重要。在上個世紀，藝術大師豐子愷用他傳神的畫筆描繪了四部《護生畫冊》，對當時社會的教化有著不可估量的積極意義。然而，如今隨著經濟建設的日益發展，人們護生的理念卻漸漸地淡薄了，尤其在南方經濟發達的省份，那裏的人們競相食用野生動物，乃至造成了去年的“SARS” 席捲全球，給各地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並奪走了數百人的生命。面對這種社會現象，我們在舉辦放生活動以培養人們慈悲情懷的同時，極力提倡護生，積極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大力提倡素食，無疑是更爲重要的措施了。因爲，只有這樣做，才能從源頭上斷絕人們的“殺生”：由於大家都不吃葷腥了，那麽，那些依靠捕獵爲生計的人們便會失業，這樣自然生態便會恢復平衡。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更多的人們認同佛教的這一慈悲精神，自然也有待於佛學的日益普及了。在《護生畫冊》的第一集中，有一幅題爲《蘆菔生兒芥有孫》的作品，並附有弘一大師手書的蘇軾詩作，謹將此詩鈔來作爲通篇的小結。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