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人家的意见
曹操从中原出发，北上破了袁绍，遂计议乘机北征乌桓。曹洪等人以为不可，说，袁绍两个儿子兵败将亡，远投沙漠乌桓，若我军远征，担心刘备、刘表乘机袭许都，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终于，曹操没有采纳这些意见，决定北征乌桓。这真是一场冒险的远征。当时天气旱而且寒，二百里无水，军又乏粮，杀马为食，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一路上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这次远征总算成功了。回到易州，曹操没有卖弄说，“看，你们说不能远征乌桓，现在不是成功了吗？”以显示自己军事上的高明，而是重赏先前谏不能出征的曹洪等人，对他们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鼓励部下对于军事行动，还要多考虑，无论是否采纳，都应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人以为这是曹操奸诈之计，其实大谬。从政，包括从军，本是一条险途，岂不闻仕途险恶！从正面理解，有“治大国如烹小鲜”之说，应小心谨慎，应体会自己担负着国家一份责任，应战战兢兢才是，一点儿不可大意，多听听别人的意见，非常非常必要，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部下的意见可有可无。
近者有事可以给人以深刻启发。
中国有旱季雨季之分，雨季涨水，千百年来不足为奇。1998年初夏，听说长江流域涨水，也不一定会大惊小怪，若是我们是国家领导人，可能也是这种看法。但有位水利专家，他的专长就是研究水，他能知我们之不知，他从一些材料迹象认定，今年这场洪水可以使中华民族从晋朝以来修建的长江大堤面临考验，要准备人力物力，要舍得人力物力去迎战洪水，并将建议提到了最高领导人面前，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迅速做好了准备，保住了江堤（九江段大堤曾一度冲垮），避免了更大灾难。这对领导人、对中华民族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儿。相反的一件事儿是2003年春北京市对“非典”控制中出现的问题。
北京市是一个有一千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几个、几十个人得了一种病，即使病因不明，上任才几个星期的新市长可能没去考虑，或者干脆不知道，他可能不是医学专家，不知道这种病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当他知道这一切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已经来临，疫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蔓延开了，极大地增加了此后控制的难度，全世界为之瞩目。他可能想掩盖情况，但最高领导层已经震怒，交椅没有坐热就下台了。本来，他是新提升的市长，而且是首都的市长，政治上应该是很有前途的，但一下子就下台了。应该说，作为市长，他也应该负这份责任，他缺乏应付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但也不能说他没有点儿冤枉，他不是医学专家，更不是传染病学专家，他不知道“非典”是这样一种烈性传染病，后果是如此严重，后来卫生部副部长总结说北京市有好几个方面存在漏洞。真要总结，最重要的教训还不在那几个方面、那几条，而应该是：没有形成专家咨询、建议的制度或习惯，更应该受责备的还有负责卫生的副市长、卫生局长和疾病控制中心，你们都是政府职能部门，你们及时提醒政府首长了没有？首长不听，你也应该据理力争，甚至越级上报，那也不失为一种忠于职守的表现。包括我们的一些专家，享有国家所给的荣誉，如院士、教授等，也应该忠于职守，将你认识到的严重性及早提醒给领导人，这对于领导人个人、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是有益的。正象1998年那位水利专家提醒可能洪灾一样。
当然，对于社会机制的建立、社会风气的形成，领导人负有比包括专家在内的民众更大的责任。听取下属意见、建议，是领导人首先必须树立起来的一种自觉意识。自以为是，不尊重甚至压制下属意见的作法是万万要不得的，有时是灾难性的。下属提的意见，自己没有采纳，也给予奖赏，以示鼓励，这是曹操的政治智慧，值得后人记取。
宽厚是福
曹操准备招安刘表，贾诩进曰：“刘景升好结纳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说之，方可降耳。”荀攸推荐孔融，孔融推荐祢衡。为了替祢衡抬高身价，孔融绕了点远，将推荐书不是写给丞相曹操，而是写给皇帝，其中极尽表彰：“……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词，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又说，“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从才华上说，是个不可多得的国宝。
祢衡被曹操召见，仰天长叹：“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这一叹确实令人吃惊。曹操说，“我手下有数十人，皆当世英雄，何谓无人？”并列举介绍了文如郭嘉、荀彧、荀攸、程昱等，武如张辽、许褚、李典、乐进等。祢衡把所有人都骂了一个遍：“……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专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你对人家评价低点也无所谓，干吗要骂人呢？什么看坟守墓、屠猪杀狗。夏侯惇驰骋疆场，出生入死，拔矢啖睛，被射中一眼，拔箭时带出眼珠，将眼珠吞下，马不停蹄，一路呼叫追击敌人，这情景感天动地，为何讥笑人家为完体将军？这也太不宽厚、太刻簿了吧。曹操命祢衡为击鼓手，想教训他一下，但他仍不知适可而止，并不收敛，赤身裸体立于庙堂。后来曹操仍命其去招安刘表，不管怎么说，总还是让他去了。这一下总该显示一点儿正经本事，办成点让“看坟守墓之徒”刮目相看的正经事吧，这也不负孔融向皇帝推荐他一回，谁知又讽刺刘表，刘表又遣他去见黄祖，又当面说黄祖：“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黄祖把他杀了，一切的才能再也无从展示了。西川张松，自请为使到许都见曹操，标新立异，当面尖刻批评曹操，落得个乱棒打出。
现代精神病学上有一种精神病叫偏执狂，也不知祢衡、张松是否符合偏执狂的诊断标准，但这毕竟只是极端的文学典型。它说明，说话太偏激了不好，评价人太尖刻了不好，待人要宽厚一点儿。当然，不尖刻批评人只是宽厚的一种表现，也应该是宽厚的最低要求。
佛家以慈悲来感化人，儒家以宽厚来教化人。有人问孔子，说子产、管仲、子西这三个人怎样，孔子对子产、管仲作了表扬，而说到子西时，孔子只说，“彼哉，彼哉。”其实，孔子在楚国时，子西任宰相，待孔子很不友好，可孔子对人讲起他，并没有攻击他，只说“他呀，他呀。”这就是圣人。我们不一定有圣人的胸怀，但总要以圣人为榜样。祢衡不仅是不宽厚，实在是太刻簿了，于人于己都不是好事。于人，比如说于推荐他的孔融，就无法向皇帝、丞相交待，使孔融十分尴尬，于己则更不用说，本想显示才华，建功立业，却招来祸端，至少也会惹来麻烦。
有时候，我们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把话说得严重一点儿，过头一点儿，或者说是偏激一点儿，但需知道这是一种不可多用的小手段，需要慎之又慎。它适用的情形是：当我们是一个小人物时，人微言轻，不这样不足以让人注意到。但使用这种方法副作用极大，而且副作用的影响也很深远，直到后半生可能还要为此而品尝苦涩的滋味。所以，使用这种方法要慎重，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一定要避免人身攻击。有占卜者总结说“才性偏执，不遭大祸亦穷身”，他们为人算卦，见到一个人说过头话、偏激，将作凶断，不用说思想家，连摆地摊算卦的人也认识到这一规律了。
“德”这东西确实见效慢，但很长远。“手段”这东西见效快，但不长远，甚至有副作用。宽厚是一种“德”，我们应时时修习之，它将给人带来福祉。
（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