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丽寺历史和重建的若干问题

浙江省博物馆  鲍志成  研究员

早在1993年，我受韩国独立运动先驱、著名学者金俊烨先生和杭州大学校长、著名学者沈善洪先生及业师黄时鉴先生等的嘱托，承担了韩国研究所的高丽寺研究课题。其后，我开始查阅文献史料，研究高丽寺的历史，实地调查高丽寺寺址，经过两年多努力，于1995年底出版了《高丽寺与高丽王子》一书[1]。不久，高丽寺遗址所在的杭州花家山庄在改扩建施工中发现出土了一尊圆雕文官石造像，我经过近两年的研究，认为就是高丽寺内的苏轼护法像，1998年秋经有关职能部门和权威专家鉴定，认定像主应是苏轼，并决定建亭就地予以保护。我的研究文章也荣幸地发表在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为纪念金俊烨先生从事中韩文化学术交流50周年而出版的论文集中[2]。在各方的关心和支持下，我的拙著得以修订再版。2003年初，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东坡亭”匾联落成。去年底来，我有幸参加了高丽寺重建的有关论证等活动。10多年来，我一直参与、关注高丽寺的研究与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到中韩佛教、学术、文化、新闻等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好评。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高丽寺是韩国人民心中的一方圣地，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方圣地。我为自己能够参与高丽寺历史的研究，为中韩文化学术交流尽一臂之力，深感庆幸。

佛家说，因缘夙植。我在研究高丽寺历史、保护高丽寺遗址出土文物等过程中，感觉有许多的因缘巧合，这在拙著《再版后记》中已经有感而发。今天，在高丽寺即将重建之际，中韩两国的专家学者、高僧大德会聚一堂，来纪念大觉国师义天王子诞辰950周年，研究高丽寺的历史，同样也是一种机缘巧合。这种机缘巧合，就是中韩两国友谊的发展，就是从历史到现实的跨越，就是佛教佛法与文化学术的结合。

相对于博大精深的佛学，相对于各位大家大德的学养，我以往的研究是十分浅陋的，在此诚恳期望各位指正。出于专业学术研究的需要，出于对正法不灭的信念，我今天仍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就高丽寺历史的几个问题作一补证，并谈谈我对高丽寺重建的几点看法，请各位予以批评指正。

一  关于高丽寺的几幅历史图照

    高丽寺流传至今的史料，除了文献、文物外，有几幅颇有价值的图照，值得重视。

    一是明《玉岑山惠因高丽华严教寺志》卷首的《慧因寺山图》。

    这是一幅木刻线描图，从画面上看，慧因高丽寺位于回环的山峦茂林之间。寺外有草亭，四柱，重檐，茅顶，似甚简陋，有涧水绕门而过，门前有路，有2人伫立指顾，似为寺内僧人。天王殿、大殿、轮藏殿、华严经阁等在一条中轴线上，前2殿正门和轮藏殿楼上窗户，均作拱形状，大殿与轮藏殿紧密相连，皆为重檐歇山顶建筑，但轮藏殿高出大殿倍余，攒尖顶有宝瓶。其左有钟楼及僧寮等建筑。周围树木竹林，茅舍农人，一派田园景象。远处有峰峦，下有一亭，旁有山涧下注。寺后有一巨石，作孔洞状怪立树下。

    从明代历史记载和现今实际地理位置看，这幅作品所画的景象，是从寺门所对的玉岑山面西北而看到的高丽寺景象，远处山峦应为三台山东北麓，山涧应是“铁窗棂洞”或“筲箕泻珠”，环绕寺门而过的就是惠因涧。高丽寺所在的位置，正是玉岑山与三台山东北山麓的兔儿岭之间的筲箕湾。寺后兀立的有孔洞怪石，就是惠因十景之一的“雪窝怪石”[3]。

    此图所写当是明朝后期天启末年止水等修复、修志时的高丽寺景象，画面简练，比例合理，主次分明。所画以景为主，于寺内建筑只是草草勾勒，颇具明人笔意，与其说是一幅寺庙山图，不如说是一幅木刻山水画作品。不过，此画虽然对高丽寺的建筑布局和结构着墨不多，但咫尺十里，把高丽寺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刻画得生动有致，不失为颇有史料价值的作品。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曾特意嘱我复制后收入所著《中国版画通史》[4]。

    二是明孙枝《西湖纪胜图册·高丽寺图》。

    孙枝（1533—？），字叔达，号华林，一号华林居士，吴县（今苏州）人，明代画家。其画出自文征明一派，所画山水林木，葱秀多姿，花卉、人物亦佳。该图册绢本设色，纵33厘米，横40厘米，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图册共有16开，分别选取杭州西湖孤山、法相寺、紫阳书院、八仙台、烟霞洞、灵隐寺、石屋洞、太虚楼、上天竺、虎跑泉等14景，引首有莫是龙题“山水清音”、周天球题“西湖纪胜”2开。每开款署“孙枝”，分别“叔达氏”白文方印，“叔达”、“孙枝”、“华林”朱文方印。内容以禅门寺院为主，多绘峰峦叠翠，苍松古柏，古刹经幢，画桥烟柳，波光兰舫，游人闲客。山石淡墨皴擦，浓墨点苔，笔法简劲，设色秀雅清丽，风格秀整，意境优美[5]。

    《高丽寺》图即《西湖纪胜》之三，描绘的是高丽寺在明朝后期嘉靖年间如通等兴复高丽寺时的盛况。从画面看，这是一幅秋天景象的丛林图，高丽寺的楼阁掩映在苍松秋林中。近处是一条从寺门经过的山间小路，画有3组人物，共11人。第一组3人，两人站立，拱手互揖，旁有一童仆持杖或伞随行，似作故友熟人路遇致礼状。第二组6人，2人分别乘肩舆而行，各由2人抬行，作行人匆匆赶路状。第三组为2人，持物相顾而行，似为农人村民歇工回家状。此路经寺门而过，旁有涧水淙淙下流，显然此路是当年西湖西南旁湖道路，此涧当即发源于“铁窗棂洞”的惠因涧，流经寺门处，有桥有闸，人称“高丽寺桥头”，即秦少游“涤足惠因涧”处[6]。

    画面中间，分别画有寺门、大殿、轮藏殿、华严经阁、钟楼及围墙、桥梁、僧寮、放生池等建筑。根据史料记载，明代修复时以寺门紧逼玉岑山，以山门为天王殿。山门系两层重檐歇山顶建筑，拱门，左右有低矮的围墙相连属。大殿为两层重檐歇山顶建筑，体量比山门要大得多。其后是轮藏殿，为八角形塔式建筑，与大殿靠得很近，楼高在3层以上，二层有拱形窗，围栏，似可登临观览，攒尖顶，有宝瓶。其后当即华严经阁，也是重檐歇山顶，但高度更高。在寺门与大殿之间，有拱桥相连，桥下有方形放生池。另一侧有钟楼，旁有僧寮。画面的上方，有耕地田园，作长方形，似为菜垄麦地，其间有一人荷锄而耕。远处秋林烟霞中村居隐约，山峦起伏。

这些建筑和布局，以及周围景象，与明朝修复时的高丽寺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一致。寺志卷一记载：“寺址最称广衍，旧传三十亩有奇，而前后左右松邱竹坞麦陇菜畦不预焉”[7]。寺庙周围环境风貌与画面所示基本一致，而主要建筑情况分别如下：

天王殿，吴越王时建，原址和原貌不可知，毁于元末。明万历如通兴复时，“以玉岑紧逼无隙地，即山门为之。旁设四天王，中龛向背，俱观音像”，其像乃寺僧无尽掘地所得，虽“沦埋岁久”，却“庄严福好，宛然如新”[8]。殿额“华严第一山”，显系沿用山门匾额之故。

大雄殿，始建之初采用雕饰龙凤云雷纹饰的石柱和石础，规制宏大，人称“汉宫金狄”，至明末犹存寺内，且为历次修葺时采用。而其它木构件“递圮递修，榱桷栋楹，渐非故物”。明末如通复兴时，“规模跂翼，与玉岑对峙，差相伯仲，不失旧观”。高度与玉岑山不相上下。玉岑山最高峰海拔仅26米，地平面高度为10米，则玉岑山相对高度为16米许。如此，则大雄殿高度也当在15米上下。如通修复后，不久又圮废。到吕纯如谒寺捐资重建时，大雄殿又一次得以修整一新。殿内“初止奉毗卢佛一尊，自易庵通之葺，遂中奉释迦，左普贤而右文殊，以华严座普贤长子居上首也”，即所谓“前正殿，庐三世佛”。“正殿元独毗卢佛一尊，座下惟侍托塔毗沙门、护法韦驮而已，四旁周围，前立二十天，后坐十八应真。易庵以为华严境界有主有伴，于是左增长子大行普贤愿王，右增小男大智文殊师利法王子。”[9]

轮藏殿，明万历如通兴复时“起于园池，正犹龙藏之在”，“与大殿相连，高则倍之，接构工巧，无凑泊迹。虽诸山缭绕，湖中仿佛隐见。中设转轮，贮钦赐藏经于函。璧水潆环，簷阿耬焕，相轮声闻数里。两山邀游，咸谓目未曾有也”[10]。修寺志时李翥列“轮藏凌云”为“惠因十景”之一。如果藏阁高度真的比大雄殿高一倍，那么其地面高度当在三十米左右，人在西湖中自然也可望见其雄姿。除了“高”和“巧”两个特征外，轮藏殿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中设转轮，规制宏伟”，一柱八面，无与伦比。张岱幼时到寺内烧香，“出钱三百，命舆人推转轮藏，轮转呀呀如鼓吹初作，后旋转熟滑，藏转如飞，推者莫及”[11]，所述正是如通修建的藏殿转轮。

华严经阁，哲宗元符二年(1099)义天王子捐资二千两银子建此阁，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建成。内奉义天所献金书《华严经》三部以及其它教宗玄要六百多函，是华严教中兴后教宗典籍的宝库。南宋宁宗时曾亲临阁内阅经，且御题“华严经阁”匾额。元末寺毁时，阁也废没。明初重葺，经阁未复。“嗣后递废递兴，阁之遗址终属飞蓬野蔓”。如通兴复时，阁亦未复。其后寺僧本源澄的徒弟月印微“慨然创复”，惜“功未竟而殇”。“本源愍其徒之志，闭关面壁，三历寒暑，众心向往，乐观其成。裔孙止水凝，拮据竣事，中奉准提，轩窗四照，岚光树色，面面如画，闻御书额入张尚书(张瀚)府第，阁成复还，数百年久废之规，一新耳目，远近有重兴之望焉。”[12]华严经阁的修复，是高丽寺复兴的重要标帜。

这些记载，与两幅明代绘画作品所描绘的情景，基本吻合。

    三是清乾隆南巡修缮改名“法云寺”后的《法云寺》图。

高丽寺在清乾隆第二次南巡到杭州时，曾圣驾临幸，赐改为“法云寺”，在记述描绘乾隆南巡各地行宫的《南巡盛典》一书中，就有《法云寺》图[13]。这幅画出自宫廷内务府舆图房画家之手，为线描木刻图。从画面上看，法云寺地处茂林修竹掩映的筲箕湾内，寺门前有曲水环绕，即是慧因涧。寺门所对为玉岑山，后为三台山下兔儿岭。寺宇建筑比之明代复兴时，已经大为减少。山门前有女墙，涧上有桥，依山门有围墙环绕，墙内分左右两区。右区为寺庙，山门上标有“法云寺”，后为两层歇山顶建筑，当是大殿。左区与寺庙有墙分隔，单独开门，内有两天井，两进三楹，标有“座落”二字，显系乾隆行宫所在。从画面所见，高丽寺改名法云寺后，其地理方位和周围环境基本没有改变，但建筑有增有减，门前女墙和行宫，当是乾隆临幸时修缮新建的。从破落的寺庙到皇帝的行宫，这不能不说是高丽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事实上，当时的法云寺在西湖西南的宫观别业中，是标新特立的标志性建筑。在乾隆御题、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绘制的《西湖行宫图》[14]中，西湖西南一幅就是法云寺，不仅标明了法云寺的方位和道路，且以法云寺为中心，标注了周围主要宫观别业与法云寺之间的距离。

光绪八年(1882)，钱塘丁丙刊印寺志时即所作的后跋载，“乾隆二十二年，圣驾临幸，赐名法云寺，今则龙像已虚，不留一础”。这说明乾隆帝第二次南巡到杭州之时，即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曾圣驾临幸高丽寺，并改名“法云寺”[15]。《杭州府志》卷首《宸翰》也记载，这年乾隆御题了“法云寺”额[16]。乾隆二十七年成志的《西湖志纂》“御题法云寺”条说：“国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重建。”[17]可见，乾隆改题法云寺时，还曾有过土木之举。乾隆南巡时，地方执政为迎合皇上大兴土木，修缮了不少西湖行宫别墅，且多以寺宇改建，不少寺宇宫观因此改名，高丽寺变为法云寺，就是其中一例。不过，不管是“重建”还是修缮，当较原来有所改观，而这幅山图应该是当时高丽寺的新景象。

四是边东华、严一波等巡礼拍摄的近代高丽寺照和义天像。

北伐战争前夕，韩国旅居上海僧人玉慧观等曾巡礼游历过高丽寺，并发愿重建。杭州严一波、上海边东华等分别撰写《高丽寺》、《杭州巡礼记》等游记，刊登于《东明》、《佛教》杂志上，介绍了当时高丽寺的破败情况和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等，从而引起了韩国佛教界的重视。1926年底，玉慧观倡仪设立高丽寺筹建会，址在上海四川路三德洋行内，开始募集捐款3250元。次年元旦，玉慧观又正式发表《西湖高丽寺重建发愿文》。当时韩国佛教杂志《佛教》还刊出连续报道，可惜后来因战乱动荡而使故刹重建未果。

在他们的文章中，配发了若干图照资料，其中有的是明修寺志卷首的山图、晋水、苏轼等像，也有的是照相拍摄的实景照片，其中最主要的是高丽寺照片和义天像。

高丽寺照片名“中国杭州西湖高丽寺照片”，系金秋溪原著、金素园抄寄的《高丽寺歌》(韩文) 一文插图[18]，因笔者所见为复印件，模糊不清，故不作详解。同文另有插图“高丽文宗大王像”[19]，而在杭州严一波(恒变)所写《高丽寺!》(三)一文插图中，题作《祐世僧统义天像》[20]。据下文寺僧道麟为报王子恩德而设高丽王生祠的史实，那么，金秋溪一文肯定是误会了。文宗在义天入宋之前已去世，与高丽寺似无关系，像主为义天无庸质疑，也合乎情理。由于目前看到的只是复印件，造像的细节和材质已经无从考察辨认，但大致轮廓和冠服形状，仍然依稀可辨：坐姿，巾冠，袍服，双手持笏于胸前，容貌端庄肃穆，前置有神主牌，上面字迹已不可辨认。从这尊圆雕造像的风格看，与遗址出土的苏轼造像比较接近，似应属明代作品。当年道麟建造高丽王祠时，只是供奉画像。其后到元末高丽寺破毁，祠、像存毁无据可查。明后期重建寺宇后所修寺志记载：“高丽王祠，在楞伽室前，不知何时建，想昔以经阁馀资为义天报本耳。然资虽供于爵主，事实始于义天，则宜设义天一像以配之，岂当时绵蕞草创，制犹未备也”从这个记载和猜测看，此像肯定是明重建寺宇时雕造增配并供奉的。如此，则此造像的材质，似乎也极有可能是石材雕刻的。只可惜，如今不知道其下落或存毁了。

五是《西湖旧踪》所收录的《高丽寺》照片。

池长尧主编的《西湖旧踪》一书，收录了近代以来关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古迹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悬有“高丽寺”匾额的建筑照片[21]。从画面上看，“高丽寺”三字楷书，笔法秀劲，高悬于檐下门上，昭示人们这座建筑物就是高丽寺。但从画面看，建筑为典型的江南民居式平房，瓦屋顶，平脊，单檐，门前有树木（似为桂花树），晾晒杂物，只有前壁的木质雕花门窗，才显得这座寺庙建筑有点考究。从所悬寺额看，这座普通民居式样的建筑，很可能就是近代高丽寺的大殿。虽然这张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且只是局部，但记录了近代高丽寺破败衰落时的信息，弥足珍贵。可惜的是，这座大殿在上世纪50年代后，经过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被当地的双峰村改为食堂，70年代后期改为茉莉花种植苗圃，到80年代初，村建筑队以之为锯木加工场。1993年下半年笔者几次前往考察踏勘时，尚见大殿地基(在加工场内)、残墙两堵及破败厢房两楹，还有古井一口及石臼、六角幢基、残碑、断件等寺内遗物(详见拙著卷首图录)。1994年6月笔者再去时，发现原加工场已升建二层楼房，景观已大变。1996年春,原存的两间破旧厢房因年久失修，毁于大雨[22]。千年古刹高丽寺经过几度兴废，几度辉煌，终于消失了。

二  关于杭州两处供奉高丽王子的祈愿地

杭州因为义天与晋水法师殊胜因缘，历史上曾建有两处纪念高丽国王和义天王子的建筑。

一是祥符寺内的“王子院（殿）”。晋水法师入住惠因寺前在杭州住持祥符寺，与义天书信往还已有多年，师生感情颇为深笃。

义天兄宣宗逝世后，晋水法师特书函致意慰问，并在祥符寺设立王子院，追悼祈祷，还写了疏文寄给义天。义天特专门回信，对此深表感谢。他在《上净源法师书》第四中说：“伏蒙尊慈，以先兄国王逝，远及慰问。或于杭州祥符寺王子院，营攒胜祉，特伸追荐，仍以其功德疏文为寄。寻具以闻王府，昨承教旨，差谴近官，备办祭奠于先兄灵筵，转读前件疏文，且藏殡宫，以为仙驾司南之制。”[23]由此可见，晋水法师对义天的兄王宣宗逝世深表哀悼，而义天对此也分外的重视，不仅报告给王府，而且把晋水的疏文到兄王灵前诵读，安藏在殡宫内。

祥符寺是杭州市区比较早的寺庙，南梁时由鲍侃捐宅而建，唐时为龙兴祥符戒坛寺，北宋时改为大中祥符寺，如今仍然遗留有唐代石刻经幢。晋水法师在去彗因教院前，常住于此，义天来杭与晋水初次见面，也是在这里。这个“王子院”应该就是晋水法师在另一致义天的信中所说的“王子殿”。信中说：“所示之事，甚善甚善，颇慰鄙怀耳。今日斋後，先来祥符王子殿内烧香，便同去遍楅，瞻礼舍利如何，略白主客，开讲规式。吾子详之，可行方行也。来日早入承天贵，得旦夕商较诸祖深文奥义，同报佛恩。言及於兹，宁不感怀耶? ”[24]晋水视义天为“法子”，在信中以“吾子”相称，师生道谊，亲密无间，设殿祈愿，真情挚爱也。王子院或王子殿，都是祥符寺的部分建筑，当为晋水为义天而设，时间当在义天回国后到宣宗逝世前，只可惜后来情况不得而知。

二是高丽寺内的义天“生祠”（后称“高丽王祠”）。“在楞伽室前”，明天启末修志时尚存，不知何时建。“想昔以经阁馀资为义天报本耳。然资虽供于爵主，事实始于义天，则宜设义天一像以配之，岂当时绵蕞草创，制犹未备也。”这其实只是李翥等人的猜想。据《大觉国师文集·外集》卷四《道麟致义天书》记载，高丽王祠实为寺僧道麟为报王子恩德而设之生祠。道麟在信中报告了他在高丽寺内每日奉香，祝大宋“本朝皇帝、太后等圣寿无疆”，“遥祝高丽大王、国母殿下国祚弥昌，圣躬万佑”，“仰祝僧统德履康宁，寿龄绵远，永光佛日，长赞教风，训育群僧，咸通妙有”，并说：“逐日两讲，祝赞惟诸天与众僧，闻见不敢饰言也。道麟相次间以僧统画像，立生祠于院，常奉香火，以此为报庇护之恩德也，则慧因正为高丽之功德院耳。”[25]道麟为晋水弟子，他设立的这个供奉义天画像的生祠，肯定就是后来的“高丽王祠”。义天身为王子，封为佑世僧统，为高丽寺再造之施主，设祠奉之名为“王祠”，属情理中事。近代杭州严一波巡礼高丽寺时，尚见寺内供奉有义天像，并有像照。这说明，高丽王祠从北宋始建，一直到近代依然存在。

三  关于义天拜谒辩才大师的问题

辩才（1011—1091），俗姓徐，名无象，法名元净，於潜县（今临安於潜镇）人，北宋著名高僧。10岁到西菩山明智寺出家，天资聪颖，好学精进，博学强记，见识日进。16岁时落发，受具足戒。18岁到杭州上天竺寺，师从慈云法师，学习天台教义，日夜勤勉，学行并进，成为慈云门下高足。慈云圆寂后，又师从明智韶师，学《摩诃止观》。25岁时，宋神宗闻其德行，特恩赐紫衣袈裟，并赐法号“辩才”。嘉佑末年（1063），杭州知州沈遘以上天竺寺住持智月法师之邀，聘请辩才入山住持，并上请朝廷，赐改寺名为“灵感观音院”。辩才“开山辟地二十五寻”，“增广殿宇”，“几至万础”，且“殿皆重檐”，“重楼杰观，冠于浙西”，前来求学的僧众数倍于前，上天竺因此而成为杭州大丛林。辩才作为第三代祖师，在上天竺住持法席长达17年之久。元丰二年（1079），年届古稀的辩才大师因为不堪承受繁忙的交接事务，决意退居南山龙井寿圣院，策杖独往，“蔽屋数楹”， “以茅竹自覆”。众檀越合力出资，除修复佛宇大殿外，建有寂室、照阁、讷斋、潮音堂、方圆庵、归隐桥、龙井亭等。辩才在此煮茶论道，吟诗作赋，交游名流，过着风雅、娴静、充满诗意的晚年隐居生活。他写的《龙井十题》，即《狮子峰》、《风篁岭》、《归隐桥》、《寂室》、《照阁》、《讷斋》、《潮音堂》、《萨陲石》、《冲泉》、《龙井亭》等十首诗，就是对这些建筑和景观的最早题咏。而苏东坡、秦观（少游）、杨杰（无为）、赵抃（清献）、释参寥等名公大德的过往交游，诗歌唱和，更使得这里从默默无闻的荒山僻岭，成为名闻杭州、流芳千古的名胜佳处。元佑五年（1090）初，辩才80大寿，“道俗相庆，施千袈裟，饭千僧，七日而罢。”元祐六年（1091）九月三十日，辩才圆寂。十月庚午，辩才骨塔落成，苏子由撰写塔铭[26]。

元丰八年（1085），礼部侍郎杨杰受神宗皇帝委派，陪同高丽国王子、佑世僧统义天来杭州晋水法师席下求法，在杭州期间曾到龙井寿圣院参拜辩才，与其品茶论道。杨杰在《延恩衍庆院记》一文中说：

    “元丰八年秋，余被命陪同高丽国王子佑世僧统访道吴越，尝谒师于山中，乃度风篁岭，窥龙井，过归隐桥，鉴涤心沼，观狮子峰，望萨埵石，升潮音堂，憩讷斋，酌冲泉，入寂室，登照阁，临闲堂，会方圆庵，从容议论，久而复返。”[27]

辩才是当时杭州的高僧，深得僧俗景仰。义天在杭州期间前去拜谒辩才，是完全情理中事。这段胜事记录下了宋丽两国高僧大德的友谊和风范，遗憾的是在许多有关中韩文献中都无记载。辩才事后也曾有二信给义天，后收录在义天文集中。其中《第二》中说：“向久踚藏，无缘礼见以奉道论。小释□思，但日怀仰慕而已。伏审即朝，法体安睐，以浣驰想。兹闻外国厚赐，可能行檀，粗施涓滴，聊助山用，未卜慈意若何?深□奉教门未衰，得吾师扶持矣，仰羡仰羡。老秋，请加宝重，以副林下之恳。谨姑此手启上导不宣，龙井山老比丘元净，启上华严教主侍者。”[28]信中辩才谦虚有加，景慕备至，但所谓“兹闻外国厚赐，可能行檀，粗施涓滴，聊助山用，未卜慈意若何”之句，似有请施之嫌，与辩才德望殊不相称。

杨杰为感念这次胜会，事后欣然命笔，作记文，并唱和辩才所作龙井题咏十首，赋诗十三章，对所见所闻，一一题咏。这13首诗，虽然是杨杰所作，却是与义天同行之所见所感，因此，也当是义天所亲历的感受，兹特辑录于后。《风篁岭》：微风摇琅玕，萧瑟岭一道。万帚扫晴空，纤尘不可到。《龙井》：崖下一泓泉，窈奥不可测。有时灵气生，散作人间泽。《归隐桥》：道人从此归，影不入廛市。端坐笑浮云，往来太多事。《涤心沼》：纵有狂风生，未尝险浪起。何当招世人，来此鉴清泚。《狮子峰》：岩风壮威猛，晴雷隐哮吼。无心露爪牙，百兽自奔走。《萨陲石》：解虎锡常闲，饲虎石长在，忘躯度有情，清风几千载。《潮音堂》：潮来音普闻，潮平音亦歇。孰若此山堂?潮音未尝绝。《讷斋》：天道竟何言?四序自流转。那知毗耶翁，虽然真大辩。《冲泉》：不汲泉不盈，愈汲泉愈清。湛然有常德，随气利群生。《寂室》：白云隔尘喧，虚堂太岑寂。寒尽春自来，莺啼报消息。《照阁》：幽人无适莫，乘兴登高阁。夜月锁寒林，春花绣严壑。《闲堂》：赵公归休年，访师翠微间。始知浮世上，白日两人闲。《方圆庵》：地方不中矩，天圆不中规。方圆庵里叟，高趣有谁知?[29]

四  关于苏轼护法石造像的来历与年代

    高丽寺遗址出土的圆雕文官石造像的像主，经过我的考证和专家鉴定，认定为高丽寺伽蓝殿的护法神苏轼。当初学者为了尊重历史事实，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在鉴定报告上加了一个“应”字。由于石像出土时，有关方面为了不影响施工进程，没有请专业单位对现场进行必要的考古探掘，因此石像是遗址出土的单件文物，虽然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的资料，可以排除神道文官石翁仲等可能，证明像主是高丽寺的护法神苏轼，但毕竟石像本身没有铭文或题记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因此，以史树青、陈高华、毛昭晰等为正副主任的鉴定委员会，出于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再三商议后在鉴定报告中加了一个“应”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所应持的科学态度。但加了这个字，并不意味着像主苏轼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性或猜疑。我在鉴定报告书《杭州高丽寺遗址出土苏东破护法石造像考释》[30]、《苏东坡的容貌特征、冠服习惯及像祠流播》[31]、《关于苏东坡与高丽的若干问题》[32]等文章中，已经就苏轼与高丽寺的关系、苏轼护法像的来历、石像的年代等问题作了深入详尽的研究。在这里，我除了汇报鉴定过程外，仍然坚持我原来的研究结论，并强调说明几点相关史料：

    一是石像不可能是石翁仲。因为这一带地方历史上没有大型帝王贵族墓葬的历史记录和实际存在，从别处移来掩埋地下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石像底部须弥座的特征，足以否定石像是神道石翁仲：正面和左侧作缩腰处理，雕刻有简单的装饰纹样，而后面和由侧不事雕琢，毫无文饰，保持着石料毛坯的样子。这说明，该像原来系右背靠墙或龛而立，无须再作装饰处理，雕造时为节省工时工力，采取了省略工序的简单化办法。而石翁仲的底座，一般多见的是采用隼铆套插的方法，树立在基座上的。这一点是铁的事实，足以证明石像不是石翁仲。

    二是苏轼护法的故事传说与苏轼护法像的出现，都始见于明后期重建寺宇之时，这种时间上的巧合，说明编造所谓苏轼为修筑湖堤、取赤山土、破坏了高丽寺风水后表示愿意以身护法的故事的人，与创意雕造苏轼护法像作为高丽寺伽蓝神的人，其实是同时代的同一帮人。他们或许就是当时高丽寺内的僧人，或许就是像在江头做梦、参谒寺庙、并力主修复寺庙的吴江人吕纯如那样的护法人。

吕纯如在《重修慧因寺疏》中说：“乙卯(万历四十三年，1615)夏仲，自闽中解官归舟，未至钱塘，夜梦有一伟丈夫，巾袍端丽，眉宇轩昂，从江头揖余而言曰：子非沙门护法耶?湖干废寺待子以修葺久矣。余觉而心动，然不知为何如人，所谓废寺亦不知在何所。既抵岸之次者，觅肩舆往上天竺礼大士，一舆人指道傍旧坊曰：此古刹名高丽，盍随喜随喜。余又心讶：舆人所急在行路，凡游历览之兴，每因刺促而阻，何以独导余入寺也。既入寺门，瞻礼佛像，则见榱桷倾颓，瓦椽剥落，文殊、千手观音及东西罗汉诸像，皆顶笠坐霪雨中，屋溜淋漓，或侵头额，或捐肩臂，令人不忍竟视。遥望殿后，僧舍寥寥数楹，几不能蔽风雨，其僧皆黄面癯形，不沾荤酒，亦不解逢迎。叩寺所以废坠之故，则云：寺前左臂缺护龙沙，前朝学士苏守杭取以筑湖堤，寺僧争之，不能得。工峻之日，许以身作本寺伽蓝。今其塑像现在。引余谒之，则依然梦中所见也。然耶否耶，文忠公其告余耶。”进而认为，“今此寺之废坠，则公生前未了心事也。”[33]遂撰疏文以募集资金。

他巧妙地利用了苏轼在杭州知州任内恰逢义天来回国后派弟子寿介以金塔来贡、求取晋水舍利而遭拘禁、并连连上表朝廷反对与高丽交往的“过节”，以及修浚西湖建造湖堤的功绩，编造了这么一个传说故事，雕造了一个非常形神兼备的苏轼像供奉在伽蓝殿。其目的无非要借苏轼盛名来重振高丽寺而已，在杭州在其它地方，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他或他们也并无多少恶意，在今天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可以理解的事情。

    三是这座苏轼护法石造像在明末人的诗歌题咏中有不少记载，与出土石像像主的造型风貌，完全一致。吕纯如参谒寺内时寺僧引见的伽蓝殿苏轼“塑像”，与江头梦中所见完全一致，即“一伟丈夫，巾袍端丽，眉宇轩昂”， 这说明吕纯如当年所见的苏轼护法像，与出土石像完全吻合。在当时其它文人的记游高丽寺的诗歌中，也有许多描述，如：孙隆《游高丽寺》“闻道坡公亲护法”，张鼐《春日过高丽寺》“漫想子瞻遗像在”，释如晓《题坡翁遗像》“当年珍重留遗像，欲振宗风续慧灯。”释湛若《玉岑耸峙》“御题芳迹虽难觅，袍笏幽寻尚可逢”[34]，如此等等，与出土石像可互为补证。

    四是石像的雕造年代，从雕刻风格和风化程度看，是明代作品。史树青先生曾认为是宋代作品，并猜测可能是原来建在苏堤上的苏轼生祠里的苏轼像，在党争毁祠后被搬移过来的。从苏轼与杭州的因缘看，这种猜测是事出有因的。因为苏轼在杭德政，惠及百姓，他在世时，杭人就在湖堤上建生祠以报，他去世后，家家户户悬挂他的画像，“饮食必祝”。在当时和后来的党争中，苏轼的像祠遭到毁弃。但是，在我提供了进一步的资料后，史先生在后来与我的通信中，明确地表示，石像应该是明代风格的，像主就是明朝后期以来在杭州乡邦文献中屡有记载的苏轼护法像。

五  关于高丽寺重建的若干问题

高丽寺的重建，是中韩两国人民包括佛教界几代人的愿望。近代韩国流亡人士在上海曾募资重建，因战争未果。中韩建交后，韩方各界人士前来寻访者不断，呼吁重建之声颇高。金俊烨先生曾表示，重建高丽寺是他的余生宏愿。千年古刹如能恢复重建，于西湖旅游而言，恢复名胜景点，于杭州佛教而言，古刹得以重光，于中韩友好而言，传承友好佳话，可谓一举多得，对西湖西进、杭州旅游、佛教振兴、中韩友好，均利莫大焉。兹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一是选址问题。古寺重建，理宜原址，寺址筲箕湾现为宾馆、民居，原寺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仅有苏轼像、古井等文物古迹（如原址重建发掘或有更多遗物出土）。如在原址重建，拆迁代价高，难度大。若易地重建，无异另址新建，于佛教传承、历史沿革、风水地望、古迹名胜而言，必大有损失。然异地重建，亦史不乏例。定位事关久远，应慎之又慎。能否原址重建，于传承古刹基脉，至为关键。若因一时之难而失千秋之基，则纵得重建，也美中不足。如何选址，全仰市委市府决断，若抱定决心，原址重建，代价再高，耗资再巨，于杭州而言，恐亦非难题，难在宾馆、民居拆迁。

二是定位问题。一般而言，寺庙为佛教活动场所，然天下名山僧占多，寺庙中大多又是旅游胜地。高丽寺非一般普通寺庙，其功能除上述二者外，兼有国际性。因此，重建古刹功能有三：寺庙、景点加对外交流。于寺庙而言，要着重突出全国华严宗中心、教宗第一山的历史地位，还要突出高丽寺独特的建筑如华严经阁、轮藏殿、义天堂、苏轼护法像等。于景点而言，要力求恢复“惠因十景”，并引进韩国特色的旅游产品，如韩国工艺品、人参、茶道、佛教用品等，打造西湖西南仅次于雷峰塔的风景名胜亮点和旅游热点。至于对外交流如何设定，也很重要。以历史而言，一言以蔽之，中韩佛教交流圣地。然从现实出发，单佛教交流一项已不能满足时代需要。应从佛教交流扩大为文化交流，举凡佛教、书画、茶道、学术乃至各门类文化艺术交流，皆可广纳其中，且要历史与现实想结合，中国与韩国相联系，突出杭州，兼顾韩国，把重建的高丽寺，从单纯的寺庙加景点，扩展为杭州对韩国的文化交流中心。在中韩文化交流中心，可常设中韩友好交流史迹图文陈列展，设立纪念义天王子的义天堂，不定期举办中韩书画展览、茶道表演，武术或跆拳道、围棋友谊比赛，学术研讨会议，及其它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卫生等交流活动。如此一来，古刹重建就不再是为重建而重建，而是源于历史而超越历史，源于佛教而延伸到文化，意义非凡，为杭州“开放大气，精致和谐”的城市品格、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性风景旅游城市作出新的诠释。

三是遵循的基本原则。要做到一个遵照：严格遵照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办事，特别是即将实行的《宗教管理条例》，坚持宗教的事由宗教主管部门和宗教界来办的原则；两个尊重：一是尊重历史，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化传统；二是尊重宗教，就是要遵循佛教仪规和习惯。两个兼顾：一是兼顾现实，充分考虑到现实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二是兼顾韩方，适当考虑韩国各界的愿望和信众的感情。两个突出：一是突出地方特色，就是要突出江南特色，杭州特色；二是突出时代气息，重建决不能是复古，而应赋予时代气息和现代功能。要把高丽寺重建成为一座具有江南（杭州）地方特色的传统中国式汉地佛教寺院，在整体风格设计中力求展现宋代全盛时期的风貌、具有典型宋代寺庙风格的同时，其中部分建筑或装饰可适当吸收采用韩国古典寺院风格设计元素，在寺院附属现代功能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设计上，充分展现时代气息，具有适应国际文化交流的现代化设施和功能。这就要求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佛教界、学术界的建议，既要从实际出发，吸收旅游、园林部门的意见，又要兼顾韩方的愿望。为此，建议适时举办高丽寺重建设计论证会，广纳各方意见。

四是重建规划和实施步骤。要坚持政府牵头、多方协作的指导思想，宗教、旅游、园文及学术界等各有关部门统一协调，通力合作，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分工协作，共赞盛举，防止意见不一，各自为政，可考虑成立重建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家顾问组。要确立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重建方针，不赶工期，确保精品工程，防止急功近利。可作3年规划，分期建设，在高丽寺建寺1080周年的2007年竣工落成。

五是资金筹备和管理经营。重建经费筹措，主要应由佛教、园文和旅游等有关各方共同集资解决，采用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均享。如涉及到拆迁安置、土地征用，应由市政府统筹协调解决。如有韩方资金，可以接受捐赠，但应婉拒投资。要坚持谁出资建设、谁管理经营的原则，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具体说，可尝试在市宗教局指导下由市佛教协会主导重建，市旅委、园文局主持规划、设计、建设，建成后由市佛协派驻僧人管理，由旅委、园文参与经营。韩国文化交流中心可由有关方面组建法人团体或实体，负责经营，形成资源共享、以寺养寺、多元化发展的良性格局。

六是新寺名称问题。高丽寺原称惠（慧）因寺，系禅宗寺院，北宋时因晋水入住、义天求法献经而改禅为教，称惠（慧）因教院，俗称高丽寺，明代恢复后的全称是“玉岑山慧因高丽华严教寺”。重建寺名，须尊重历史，既不宜用古称“惠（慧）因寺”，也不宜略称“高丽寺”，而宜名“惠因高丽寺”。寺额宜请高僧大德（或书法名家或对中韩文化交流贡献卓著学者）书写。

六  关于加强高丽寺遗址保护和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是申报苏轼护法石造像为文保单位。苏轼像是国内仅存的古代苏轼像，具有文学、历史、宗教、考古等多方面的价值，是十分珍贵的出土文物。现在经过有关职能部门的批复同意，在原地建亭妥善保护。有关属地单位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为文物保护作出了贡献。对苏轼护法像要进一步加强保护，纳入到国家文物保护体系，而不再是一件单独的野外文物，文物部门要予以建档，逐级申报为市、省、国家文保单位。从石像的品级和完好程度及保护措施看，完全有希望成为国家级文保点。

二是树立“高丽寺遗址碑亭”。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宗教负责的态度，在原来的高丽寺遗址范围内适当地点，建树“高丽寺遗址碑亭”，撰述高丽寺的兴衰历史，供人们寻访凭吊。早在1996年，有关单位就行文外交部，请示在高丽寺遗址建造碑亭，永志纪念，但因宗教政策而未果。

三是点校出版《玉岑山惠因高丽华严寺志》。寺志是关于高丽寺历史的最详尽的记录，但由于在清末钱塘丁氏刊刻以后，流传已经十分稀少，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都很难获得阅读研究。我在撰写《高丽寺与高丽王子》时，对寺志进行了校点，印刷出版的条件是具备的。

四是点校出版《大觉国师文集》。我在撰写拙著时曾获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影印的《大觉国师文集》，有韩文的点校，但对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难得一见并阅读。为此，其中与义天入宋有关的部分及目录，我已经作了点校，并在拙著后作为附录发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和研究人员能够阅读，应该进行点校出版，以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佛教界对高丽寺、对义天的研究。

    以上就高丽寺历史和重建的若干问题，作了一些阐述，算是我10多年来研究高丽寺、参与高丽寺遗址文物古迹保护的一个小结，有的是史料史实的补证说明，有的是一些呼吁和建议，在这里抛砖引玉，请各位指正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