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的日本感觉

陈冲

日本有个电影导演叫黑泽明。他被奉为电影大师应无疑义，但我们的评论界几乎不提他对武士道精神的崇尚，更回避论及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和一部分日本人一样，他对于广岛、长畸的“原爆”很痛心，但不认为应该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上找原因，只认为死于两次原爆的日本人是受害者，而加害者美国人应该就此道歉。直到晚年，他也没有等来这个道歉，遂于1991年拍了一部叫《八月狂想曲》的影片，里面有一个弯弯绕式的情节：主人公是位日本老奶奶，她的弟弟后来移居美国，收养了一个有美国血统的继子，在这个继子得知姑父（也就是老奶奶的丈夫）是死于长畸原爆时，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向老奶奶就原爆（代表美国？）表示了道歉。于是老奶奶也就淡然地说：没关系了……

我从盗版影碟上看到这部影片时，第一反应是：这种一厢情愿是典型的精神“自慰”。更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这种“自慰”的荒唐性就被无情地予以证实。2000年，一个名叫蒂贝兹的美国大兵，当年把原子弹投到广岛的美国飞行员之一，打破保持了55年的沉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轰炸广岛，我从不内疚，也不后悔！”他还毫不含糊地说：“如果还遇到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我还会愿意干的！”

电影《南京南京》（当中那两个感叹号既没用又看着别扭，从略），再一次干了这种荒唐到滑稽或滑稽到荒唐的傻事。我们都知道，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事实，日本政府和相当多（究竟占多大比例我们好像从来没弄明白过，只好从略）的日本人，采取的态度是不认账、不认错、不道歉、不反省、不忏悔。这五个“不”，是“日本可以说不”的典型实例。东京审判的时候，他们还不敢这样说，到了“日本可以说不”的时候，就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很“坚决”，从而形成了他们对那段历史事实的历史判断。作为一种立场，这个历史判断从来没有改变过。看起来，这让编导陆川先生很着急，就在影片里设置了一个日本兵，给他取了一个日本名，姓了一个日本模样但少见有日本人使用的姓，让他在一群兽性发作的日本兵中间罕见地玩了一个“人性的觉醒”，并最终以自杀来表示——表示了什么呢？这就算是“谢罪”了吗？我还真是说不好。

日本（日本国、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以日本政府为代表，对南京大屠杀采取的这种“五不”态度，确实让人着急——不过应该是替他们着急，不是我们自己着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对于中国、中国人来说，这个并不重要。这个问题只对日本人重要。对日本人重要的事，应该让日本人去想，什么时候他们想明白了，真心地认账了，认错了，道歉了，反省了，忏悔了，我们宽容地予以接受就行了。我们应该想那些对我们自己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多，很复杂，天天想都想不过来，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放着自己的问题不想，却急赤白脸地去想应该由日本人去想的问题！从同一个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加害者和受害者所应记取的教训是不同的。对于日本、日本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再发生蒂贝兹所说的“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而他们的“五不”态度，危险性正在这里。我们也要防止再出现“当年一模一样的情景”，但这个“情景”对我们和对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杀人！我们是被杀！我们要想的，是怎样才不会再次陷入这种任人宰割的境地，不会再次成为别人兽性发作时的宰割对象，不会成为“百人斩竞赛”的目标物。我们希望他们“不来”；但究竟来不来，最终取决于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来了也不怕”。他们自己不反省，倒由我们先假装变成了他们再代他们反省，算数吗？管用吗？虽然电影院里放电影是在黑暗中进行的，也不能这样当众自慰呀！

据说《南京南京》有两项“突破”，一个叫“人性”，一个叫“反战”。虽然这两个词语很时髦，但硬要拿南京大屠杀来说这俩事儿，太离谱了吧？什么叫南京大屠杀？就是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南京城内外，有30万个中国人的生命被毁灭。发生于此前的南京保卫战，是另一个历史事件。那倒是战争。在那场战争中阵亡的中国抗日将士，是不算在这30万人之内的。这30万被屠杀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平民，包括大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余下的、比例已经不大的中国军人中，真正死于战斗（也只是那种最后以命相拚的战斗）的又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的散兵，和已经投降的俘虏。这是真正的屠杀，根本不是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儿只有抗战不抗战的问题，根本没有反战不反战的问题。我为鱼肉，人为刀俎，还去跟人家讲反战，讲人性，讲得下来吗？在南京大屠杀这个特定的事件中，这两个话题，只有“为刀俎”者才可以讲，“为鱼肉”者是没资格讲的。陆川先生却来讲这个事，看来他真是找到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感觉了。

面对30万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人被恣意杀戮奸淫，一个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感觉？比如说真有一个日本人在检讨这个历史事件时，不是从他们的历史、文化的根源上反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兽性大发作，而是强调还有一些日本兵人性未泯，我们能不能接受？再比如，那30万个被杀害的中国人，他们在被杀害前的“表现”重要吗？他们是昂着头去死还是低着头死去，是高呼“中国不会亡”去死还是在极度的惊恐或非人的折磨中死去，重要吗？更或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国家”已经不再去或不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时，还要求他们要死得有“骨气”，荒唐不荒唐？有人说，正是这“不低头”让人看到了希望，这就更荒唐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会昂着头去死，这个国家必定毫无希望！

面对30万这个巨大的、让人无比震撼的数字，一个中国人最痛心的应该是什么？不错，我们的国家积贫积弱，我们打不过人家，我们今后要努力富民强国。但是这就完了吗？国有强弱，战有胜败，在世界历史中，一个国家弄到保护不了自己子民百姓的程度，南京大屠杀并非孤例，但是被杀害了那么多人，实属罕见。日军的极端残暴是一方面，在我们这一面，除了人口密度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们能不能少让人家杀掉一点？显然，这不能靠杀人者的“人性觉醒”，只能靠让杀人者付出更高的代价。代价高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得不少杀一点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出现过有组织的、有效的抵抗——退一步，哪怕是出现过有组织的、有效的逃离——再退一步，出现过哪怕是无效的、但毕竟是有组织的抵抗或逃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想想这个，却要拿临到被杀害前“不低头”当“正气歌”来唱？不觉得这也是一种任人宰割者的精神“自慰”吗？那些低了头的死难者就不是中国人了？就不该甚至不配受到我们的追思、悼念，就可以不算在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上？我知道我说这个话所要承担的风险。我和现在的愤青们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们教导我们要记取中国被侵略、中国人被杀戮的种种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人像“一盘散沙”。老师们也讲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没人再说这个话了。然而，这是进步吗？

我知道现在来做这样的反思需要多大的勇气。我没有鼓动别人、尤其是晚辈去趟地雷阵的意思。法捷耶夫写过一个《青年近卫军》，描写克拉斯诺顿的青少年，自发组成“青年近卫军”，与纳粹占领军斗争的事迹。斯大林看了据以改编的电影后勃然大怒，因为这些青少年的行为是自发的，他质问道：“共青团的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实际上，在当时大溃败的情形下，那些被占领地方的领导人多被杀害，领导机构已经不复存在；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不会不知道这样的事实吧？

不想中国人该想的事，却替日本人去想他们该想的事，是荒唐。拿日本人该想的事，来遮蔽中国人该想的事，是罪过。如果实在想不出或说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那么就低下你的头，为那30万亡灵祈祷吧！这样做好像不怎么够，其实已经够了。至少没有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