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高僧正果法师

正果法师，俗姓张，名子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人。生于民国二年（1913）7月24日，卒于1987年11月20日。生前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常委、中国佛法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北京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北京广济寺方丈。

张子君青少年时期，因长期患病，深感人世多磨，思想十分苦闷，遂萌出家之念。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刚满19岁，即跋山涉水，去到距家乡三百公里的中江县寿宁寺，礼广蘧和尚（后任新都宝光寺知客）为师，得法名“正果”。寿宁寺背倚西山，面对凯江，依山傍水，气势雄伟。年轻的正果就在这里，伴着黄卷青灯，度过了两年时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冬季，成都文殊院香烟缥缈，灯烛辉煌，钟鼓齐鸣，众诵佛号。21岁的正果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登坛受比丘戒于道悟大和尚座下，开始了他弘法利生的岁月。（道悟大和尚后任湖北武昌莲溪寺方丈）

受戒后，正果即去重庆华岩寺天台教理院学习。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考入当时佛教界的最高学府——位于重庆北碚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本科学习。民国二十九年（1940）毕业后，升入专修班（研究班），跟随太虚法师（1890—1947年）和法尊法师（1900—1980年）等人研究佛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毕业，由于学德兼优，被留院任教，后又担任教务主任。

正果法师在汉藏教理院求学期间，不好时髦，不慕名利，潜心于深奥的佛学理论，深得太虚、法尊二法师的赏识。他留院任教以后，对工作认真负责，教学相长，行解并重。

综观正果法师的一生，受太虚法师影响很大。太虚法师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佛学通家和弘扬佛法的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热情从事整理僧伽制度，提倡僧伽教育，宣扬大乘精神，鼓吹人间佛教，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在他的倡导带领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弘法的优秀僧伽人才，正果法师即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

明清以降，中土佛教一蹶不振；至清末更是奄奄一息。纵然有众多的僧尼与寺院，却多是徒有其表。清代佛教号称“三滥”，即“滥剃度，滥传戒，滥住持”。一些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僧律废弛，禅讲不兴，学修之风，江河日下，最终陷入了教理荒芜，教制松弛，教产被攘夺的悲惨境地。太虚法师对此末法衰相，心忧如焚！乃大倡佛教改革，发表了著名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他在《告徒众书》中说：只有做一个合格的住持僧，才能为人师表，弘扬佛法，觉世救人。他于1932年秋季创办了汉藏教理院，以培养合格的住持僧为办学宗旨。1947年3月17日，时任中华佛教会住持的太虚法师因患高血压，赍志而殁，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世寿57岁。正果法师继承了太虚法师的遗志，认为佛教要面对现实，面向人生，任何一位佛弟子，都应该树立自度度人的思想。如果不深入研究佛法，熟谙义理，自度尚且困难，更不用说完成由佛陀开创的神圣使命，荷担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了。倘使佛弟子对佛教精神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超等的学养；又怎么能帮助人们去排除生活中的种种困惑，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启导世人走向理想境界呢？一句话，怎么能普渡众生呢？基于此，正果法师穷毕生之力，孜孜不倦，矢志不渝地从事弘法利生的佛学研究和佛教教育事业。蜀岭京华，遍设讲筵，宣说法音，栽培后进，直至病榻传经，悲愿弥笃，为佛教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弘法人才。春风化雨，桃李盈门，弟子遍及海内外。为中国佛教的起衰振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汉藏教理院大部分教师离院东下，加之不久太虚法师西逝，于是整个汉藏教理院的教学任务，便基本上落在了院长法尊法师和教务主任正果法师身上。自此以后，正果法师就成了法尊法师在僧伽教育方面的得力助手。当时内战频繁，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物价飞涨，要维持一座一百多人的学院，实非易事。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计划把汉藏教理院迁往台湾、香港或泰国任何一地，并提供飞机运输等便利；但法尊法师和正果法师力排众议，坚决留了下来

1950年夏季，汉藏教理院最后一届学僧毕业，遂停办。在党和政府的动员下，学僧们纷纷还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部也给他们妥善安排了工作。有人劝年富力强又知识渊博的正果法师也还俗成家，参加工作，被他坚决拒绝。这年冬天，正果法师来到北京，和法尊法师一起，住在北海公园内的菩提学会，为中央人民政府主持藏文翻译工作，并解答许多佛教徒提出的疑难问题。

1954年初，正果法师应赵朴初先生之邀，到北京三时学会担任研究室主任，指导十名僧人研究法相唯识。为以后中国佛学院的创办打下了基础。三时学会成立于1927年，在现代以研究法相唯识而蜚声海内外，其创始人韩清净居士（1884—1949年），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齐名。

佛学发展到近代，唯识、华严、净土、天台诸宗，由衰而盛。特别是唯识宗，大有复兴直追盛唐之势。清末，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从日本取回了大量已在国内失传的唯识宗文献，并于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大量刊印。于是唯识宗便以其逻辑严密，富于思辩性的哲学体系，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研读唯识学蔚然成风。一些专论唯识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国学泰斗章太炎（1864—1936年），佛学大师欧阳竟无（1871—1943年），新儒家熊十力（1885—1968年）等人，均有论唯识学的专著问世。太虚法师对唯识学见解独到，曾著《新的唯识论》，阐明他的“人本”唯识的佛学体系。提倡“人生的唯识论”，“生活的唯识论”，宣扬在科学发明的基础上树立合理的“正解真信”——唯识。力图使“新的唯识”与现代科学相融合，“圆成大用”，以适应时代的嬗变。正果法师作为太虚法师的高足，深受其熏陶。五十年代后期，他在中国佛学院授课时，编写的《佛教基本知识》讲义，洋洋数十万言，就着重阐述了法相唯识学方面的理论。1981年3月，他在《佛教基本知识·再版序》中自述：“感觉从所编述的内容来看，改名为‘法相唯识学基本知识’或‘法相宗基本知识’为宜。向几位师友征求意见，大都认为还是用原名为好。因此，仍以《佛教基本知识》名义出版。”

1956年9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正果法师应聘主讲佛学，后担任教务主任。次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法师被选为理事。

1961年，正果法师随中国佛牙护侍团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进行友好访问。次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法师被选为副秘书长。

1963年，为纪念唐代鉴真大师（688—763年）圆寂一千二百周年，正果法师随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翌年再随中国佛协代表团出访日本。

1966年夏季，正果法师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辨了不了义论讲义》完稿，达数十万言之巨。《辨了不了义论》是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的重要论著，由其创始人、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大师（1357—1419年）著述，后又由法尊法师翻译成汉文。释迦牟尼一生，说法四十多年，都是因机设教，有了义与不了义的分别。因此在研究佛学时，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了义的，什么是不了义的，以了义抉择不了义。正果法师的《辨了不了义论讲义》为佛学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功不可没。

不久，“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粗暴践踏，各级佛教协会均被迫停止活动，寺庙或被封闭，或被改作它用，或横遭破坏，经像法器灰烬无遗，佛教徒被当作“专政对象”，大量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正果法师也深罹其厄，被打成中国佛教协会的“黑帮头子”，遭到残酷的批斗折磨，打得头破血流，又不准去医院包扎伤口，幸得有缘人营救，方得逃生活命，从此头上留下了二寸长的疤痕。他心血凝成的《辨了不了义论讲义》书稿，也在这场劫难中毁于一旦，令人痛惜！但法师以宗教家宽广的胸怀，忍辱负重，处之泰然。一些“军代表”和教内人士劝他舍戒还俗，攀谈竟日，并介绍了多名女士，他均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对方说他“水泼不进”。法师曾说：“佛弟子的所学，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学是定慧二学的所依，……戒是根本，严持净戒必须做到。”（见《止观简介》油印稿第二页）他的确是言行一致，令人钦仰！

1970年春，正果法师被下放到湖北省钟祥县“五七干校”，这位高级佛教学者，竟被“安排”在养猪房劳动。干校学员，不是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走资派”，就是全国五大宗教协会的“黑帮头子”。许多出家人为了生活方便，都在干校还俗安了家。法师虽然也被迫换上了俗服，却仍坚守出家人的根本戒律，时刻不忘“有我在就有佛法在”的誓愿，没有为世俗人的生活所染，生活完全自理。

1972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正果法师第一批被调回北京，襄助会务，接待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广济寺。

1974年春天，61岁的正果法师患了严重的糖尿病；本来身体不错的他，自此以后，就每况愈下了。次年12月，他回自贡故乡探亲，病到在家乡，休克昏迷达两天两夜，经自贡市五四医院抢救并住院两周，健康才逐渐恢复。

1976年1月初，正果法师病愈，由自贡到达成都。7日，乘飞机返回北京。

1978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五届会议上，法师被选为委员。不久，又随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经过他的斡旋，将收藏于北京大觉寺的三世佛像和拈花寺的明代十八罗汉像等经像法器，统统迁移供奉于广济寺内，使广济寺真正成为三宝具足，清净庄严的道场。

1980年9月，中国佛学院恢复，法尊法师担任院长，正果法师任副院长。12月14日，法尊法师因患急性心肌梗塞，经医生抢救无效，于北京广济寺安详舍报，世寿79岁。24日，赵朴初代会长、正果法师等人在法源寺参加法尊法师追悼会。法尊法师精研藏传佛教，译述等身。正果法师师事法尊法师四十年，朝夕相随，恭敬聆诲，生死不变，即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从这方面可见其美德之一斑。

1980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会议上，正果法师被选为副会长，并作《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会议修改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同时，法师还担任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广济寺方丈。

1981年11月中旬，北京市佛教协会成立，法师当选为会长。年底，他关于佛学思想体系方面的概论性著作——《佛教基本知识》，由福建省佛教协会出版发行，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了书名。

《佛教基本知识》一书，处处体现了正果法师对佛法行解并重的思想特色。几十年来，在海内外广为流传，被誉为“与《菩提道次第广论》具有同等价值”。国内各地佛学院如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四川尼众佛学院等均奉为教材。它系统地阐明了佛教关于境、行、果的基本理论，被台湾佛教界大量印赠。

该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教理”，将头绪纷繁，博大精深的佛教理论，概括为六个重点。其中“五位百法”、“蕴处界三科”两节，是佛教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作者从对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分析入手，揭示二者的关系。他写道：“一切，无论心色，都是待缘而成，依他而起；一一作用，皆由互相资助，相依相待，显现存在，相似有一实体，实则坚固自性了不可得。”（该书第63页）寥寥数语，把百法无我的佛教宇宙观，揭示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人天行果”。作者在“行”的方面，就三个问题详加论述。第一为皈依三宝，特别强调皈依后的正行，这是作者独具慧眼之处。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希望学佛者具足正见，其良苦用心令人敬佩！第二为受持五戒。第三为修行十善业。作者广引众经，重点说明十善业是成就五乘共法，严净佛土的根本。在本章的结尾处，他写道：“即唯欲界人天二趣有佛出世，能起现观证得圣果。但欲天多放逸，不如人趣殊胜，故释迦世尊亦于人间示现成佛。我们为了生生世世都能够随遇佛法，修学佛法，就必须发起坚固誓愿，直至菩提永远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修行十善，才能不失暇满人身，以致达到究竟成佛。”（该书第283页）这种人间殊胜和不失人身才能成佛的思想，是大乘佛教学说的基石。它把佛教从“后世增胜”和“生死解脱”的狭隘见解中解放出来，是全书的点晴之笔。

第三章“声闻行果”，第四章“菩萨行果”，合计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

作者在行、果的编写上，先写人天乘，因为人天乘是一切圣果的根本。依着人乘正法先修成完美的人格，由此向上增进，再写声闻乘，最后写菩萨乘。这就突出了人间佛教。太虚大师曾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见《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佛陀于人间成佛，在人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是佛的应身。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惟有人间的佛教，才能体现出佛法的真义。在无边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最根本的，最精要的。

1982年初，泰国佛教界向中国佛教协会赠送三尊铜铸佛像，同时邀请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泰国。4月，正果法师率领中国佛教协会迎奉佛像代表团访问泰国，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赠像仪式，受到泰国僧王的亲切接见。

1983年春，法师在工作时不慎摔伤，左腿骨折，住院三月。伤愈后，留下后遗症，走路有些颠跛。出院不久，恰逢全国政协举行第六届大会，法师被选为常务委员。次年3月，他和天台山国清寺方丈唯觉法师（1919—1990年）一起，联名提出为清定法师平反议案。1980年至1983年，法师先后在北京广济寺和福建鼓山涌泉寺，为中国佛学院学僧和各地新出家的僧人以及文革中还俗后又重新出家者，主持举行了三次传授三坛大戒法会，使僧伽命脉得以延续。

1984年初，法师在中国佛学院授课时编写的讲义《止观简介》（又名《止观述要》）油印成册发行。该书十四万字左右，是法师关于佛教天台宗止观学说的重要著作。国内各地佛学院、僧伽培训班闻讯，纷纷来函索请，存书为之一空。正果法师准备对该书作修改补充后再正式出版。然而，由于事务繁忙，糖尿病和心脏病日渐加重，这一打算，最终成了遗愿，令人嗟叹！为了便于在祖国的南大门——深圳弘扬佛法，法师还直接支持创建了弘法寺，使之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新建的第一座颇具规模的寺院。

1984年9月，赵朴初先生、正果法师等人在北京会见了以阿部野龙正为总团长的日本真言宗“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庆祝法会代表团一行二百多人，并陪同他们去西安、上海访问，参加“惠果、空海纪念堂”落成庆祝仪式。

正果法师晚年体弱多病，但他“病倚禅床犹未息”，不辞劳苦，襄理会务，主持法事，培育僧才，并在中国佛学院、福州鼓山涌泉寺等处多次讲授禅学。1986年12月，他介绍禅宗的重要著作——《禅宗大意》，由中国佛教协会出版发行，该书十四万字左右。

禅宗自南北朝时期由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开创以来，至六祖慧能（638—713年），风行海内，盛极一时，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它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禅宗与法相唯识宗也有密切的关系。禅宗者，瑜伽师之云仍也，瑜伽宗即法相唯识宗。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华，即以四卷《楞伽》印心。《楞伽》以五法三自性谈法相，八识二无我谈唯识，《楞伽》乃法相唯识学所宗六经之一也。所以，瑜伽禅宗，本非异趣，唯瑜伽繁琐禅宗简易耳。

太虚大师反对那种离开“自修化他”的佛教立场，而只把佛学当作纯学问来研究的治学态度。他认为研究佛学的正确态度应是“为学菩萨发心修行”，以大乘菩萨的誓愿策动自己，广采博取，知行合一，利已利他。这种“自修化他”、“知行合一”的治学观点，影响了正果法师一生。正果法师一贯坚持研究佛学必须亲自体认的宗旨，力诫学人用“考据”式的方法研究佛学。他认为：唯有实实在在的修行体验，才能透视佛学的深奥意义，把握住佛教的真谛。作为一个佛学研究者，如果没有切实的生命体验，就无法窥测佛学的堂奥，把握不住佛学的精义。没有生命的体验作背景，所谓的佛学研究，其结果往往与佛教的本义相违悖。研究者虽然终日冥思苦想，推测臆度，却终究是隔着一层，难以与佛教的精神相应相契。所以，正果法师在修持上以禅为归，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1987年2月23日至3月1日，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正果法师继续当选为副会长，并作《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情况报告》（书面）。其时，法师沉疴日重，赵朴初会长为了让他安心养病，亲笔书写了一张通知，贴在广济寺，谓正果法师因病需要休养，谢绝会客。但法师毫不以病为意，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工作和教学，甚至在住院的病房里为信众举行皈依仪式。他还以来宾身份，应邀抱病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为这次大会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同年，他还应香港《内明》杂志之邀，为“太虚大师上生四十周年纪念特刊”撰写了专稿。

正果法师长期从事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和海外联谊工作，在日本、泰国等国和其它海外佛教界人士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他对台湾佛教界的师友十分怀念。堪称当代中华佛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的印顺法师（1905—2005年），与他同为太虚大师高足，他曾多方探询印顺法师在台湾的近况。他热切盼望海峡两岸的四众弟子多多增进了解和交往，早日结束人为的对峙局面，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正果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耆宿，一生矢志寻求佛法真理，献身佛教事业，终生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戒品高洁，禅定功深。对工作认真负责，善始善终，识大体，顾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名人大师的架子。他关怀后进，爱惜人才，诲人不倦，德高望重。处世为人不谋私利，两袖清风，身无长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四众弟子给他的供养，他均随有随施，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外出从不锁房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他经常抱病在政协会议上，以主人翁的态度，直言抒感，肝胆照人；特别是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详明得失，恳切陈辞，不辞劳苦，务期解决，以利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定法师的平反，成都昭觉寺和上海圆明讲堂的恢复重建，都是通过法师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而得到圆满解决的。

1987年11月20日上午11时35分，这位佛学大师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广济寺丈室安祥示寂，世寿75岁，戒腊57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