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云流水一孤僧
——清福和尚小传
清福，法名真修，俗名瞿孝棠，清同治元年（1662）生于成都皇城坝大红土地庙街。上无哥姐，下无弟妹，父母爱如掌上明珠。不幸在他七岁那年，慈父倏然亡故，年幼的他，只得与寡母相依为命。次年进入私塾发蒙，学习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著述。13岁进入商店当学徒，闲暇之时，喜去附近寺庙如文殊院游玩。孤儿寡母的生活，使孩提之时的他对佛教教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分向往僧侣“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无拘无束的云水生涯。光绪四年（1878）春，年方16岁的他到遂宁依了心悟勤和尚剃度为僧，可谓童真入道也。
光绪五年（1879）春，四川新都宝光寺香烟缥缈，灯烛辉煌，钟鼓齐鸣，众颂佛号，年青的清福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登坛依自信大和尚受了具足戒，开始了他弘法利生的岁月。
受戒后不久，11月，身为宝光寺方丈的自信长老即圆寂，世寿73岁（1806年生）。清修便离开宝光寺，行脚十方，参学悟道，“百城烟水一身游，度岭穿云春复秋”，先后至灌县白云山、汶川、理县、黑水、红原、阿坝，进入青海，于次年初辗转抵达西藏拉萨布达拉宫。
光绪六年（1880）8月，他由拉萨起程，翻越喜马拉雅山，越境至尼泊尔，再经不丹、印度、缅甸，进入云南大理，挂单于宾川县鸡足山。后至昆明，住筇竹寺。再由昭通回至四川泸州，顺长江而下到重庆，先后挂单于罗汉寺、报恩寺、华岩寺，并瞻礼华岩寺开山祖师圣可德玉（1628—1700年，俗姓王，四川营山县人）墓塔。旋徒步过长寿、垫江，至梁平县双桂堂瞻礼破山海明祖师（1597—1666年）墓塔，并在此养病服药月余。
光绪七年（1881）春节后，清福离开双桂堂，经开县、云阳、奉节、巫山，进入湖北宜昌，过宜都、枝江、荆州、潜江、沔阳、汉川，挂单于汉口归元寺。再经葛店、黄石、广济，至黄梅县四祖寺朝礼。然后进入江西，由九江搭船过湖口、彭泽，至安徽省安庆府，朝礼青阳县九华山地藏菩萨肉身塔及百岁宫无瑕禅师肉身殿。再行脚经芜湖、当涂，于5月抵达江苏南京，忽患疟疾（打摆子），无钱治疗，卧床三月，幸遇同戒僧人真好借钱给他医治，始渐痊愈。身体恢复后，又瓢杖独行至金山江天禅寺，参礼大定老和尚。而后经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至浙江嘉兴，朝礼桐乡福严寺费隐通容禅师（1593—1661年）道场。再到杭州，朝礼灵隐寺（云林禅寺）及五云山麓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1523—1615年）肉身塔。旋徒步经萧山、绍兴、余姚、慈溪抵宁波，再由镇海搭船到定海，朝礼普陀山观音大士道场。而后舟行经上海、南通、江阴，年底至常州天宁寺，饥寒交迫，疟疾复发。贫病交困中，他忽有所悟，知病由业起，业由心生，识得无心，当下解脱，思想豁然开朗，心理上卸去负担，此后病体亦逐渐康复，于是对佛教信仰更加坚定。
光绪八年（1882）一月，清福经丹阳抵镇江焦山定慧寺，在此过完春节后，经扬州、高邮、淮安、清江、宿迁，进入山东台儿庄、滕县、济宁、兖州、曲阜，抵泰安时，已身无分文，只得沿途化缘前行至德州，取道河北天津至北京，在龙泉寺结夏安居，参礼本然法师，法师说偈曰：
“彻底婆心未肯休，当场业运已迁流。
浮沤影逐虚缘散，热血腥同实际留。
舍自果然难下手，为人虽是再低头。
临行赠汝无多字，一句弥陀作大舟。”
清福拜谢出京，经保定、唐县、阜平，在龙泉关越长城进入山西石咀，朝礼五台山后，经太原、徐沟、祁县、灵石、霍县、襄陵、新绛，在闻喜县遭狼袭击，险丧生命。于蒲州渡黄河进入陕西潼关、华阴、临潼、西安、咸阳、武功、扶风、歧山、宝鸡，翻越秦岭，过凤县、褒城回到四川，再取道广元、昭化、剑阁、梓潼、绵阳、广汉，年底返回新都宝光寺。
光绪九年（1883），清福在宝光寺结夏安居后，回到故乡文殊院潜心修学，休养生息。
光绪十年（1884）农历正月十六日，清福再度开始了他的云游参学生涯。他先朝礼峨眉，再从乐山乘船经宜宾、泸州、合江，进入贵州仁怀，行脚至遵义，取道湖南辰州、湘乡、湘潭，年底到达南岳衡山祝圣寺挂单。
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他从祝圣寺启程，至长沙搭小火轮到岳阳，再经临湘进入湖北嘉鱼，于汉口归元寺暂住小憩，旋搭小火轮取道江西九江，朝礼庐山归宗寺，再乘轮经上海、宁波，年底抵普陀山驻锡。
光绪十二年（1886），在普陀山紫竹林结夏安居，自作偈曰：
“非干苦瓠换甜瓜，处处慈尊并我家；念性辛苦参水月，低头便是白莲花。”
农历七月十六日“解夏”后，清福回到上海小南门外留云寺过冬。每日出门，应酬经忏佛事，积蓄旅费，以备远行。
光绪十三年（1887），他乘船经山东烟台、天津、辽宁孤山，进入朝鲜境内，游历平壤，登上海拔1638米的金刚山。11月回到上海，12月至普陀山过冬。
从1880年至1887年，清福走遍了国内除台湾、吉林、宁夏、新疆、内蒙之外的名山古刹，甚至远行至尼泊尔、不丹、印度、缅甸、朝鲜，广拜高僧大德求法证悟，开示路径。他学而不厌，精进不懈，常谓：“修道不难，难在一心。若肯信自心是佛，即易不难；不信自心是佛，即难远矣。”为后学指明了方向。
光绪十四年（1888）4月，他从普陀山回到上海留云寺，与监院观月师、僧人解本、慧通等八人同建莲社，共期西方。10月，他与慧通去金陵城外四十里淳化镇青龙山北宋佛印禅师之云居寺遗址，结茅为屋，牵萝补门，开沟成溪，乞食维生，发愿重建云居古刹。
光绪十五年（1889）春节后，两人到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募化功德五千余元银洋，在云居寺旧址上重建大雄宝殿、地藏殿及两廊厢房共二十余间，次年腊月竣工。又购得田地五十余亩，作为寺院经济保障。诸事安排妥当后，28岁的他与56岁的慧通师功成身退，于1890年底将寺院全部产业移交给金陵僧人本善主持，然后两人相携同往普陀山萧山洞居住学法。
光绪十八年（1892）8月，他在普陀山身染重病，七日汤水未进，通宵不眠。病中得慧通师开示，知应以疾病为良药，以患难为逍遥，于障碍中得菩提道。契理契机，对他影响很大，不久病愈。
光绪十九年（1893）2月，他与慧通师依依惜别，乘船至天津，再步行经通州、北京、保定、唐县、阜平，越长城龙泉关，朝礼五台山显通寺、塔院寺文殊菩萨发塔、普宁寺、广宗寺铜瓦殿、碧山寺（普济寺）、北台善财洞、千佛洞诸胜迹。在他的自传《源因略记》中，记载了不少前人的题咏，如《显通寺》——
“大雄巍巍倚碧空，诸天寒色照帘栊。
橘楼掩静娑婆月，宝塔香飘詹葡风。
百道明霞浮几上，数声清梵落云中。
万年慧炬通宵汉，洪福仍归圣主宫。”
（注：栊，窗。詹葡，音zhanpu, 梵语，即郁金花。）
朝山途中，路遇食人猛虎，同行皆僧人惊畏战栗，不敢往前。惟清福言：“若欠宿债，亦难逃避。无欠不还，有欠早还，何必畏惧？”乃抖擞精神，鼓勇前行，竟得无事。他还在显通寺化缘，募得银元五百余两，在荒无人烟的北台建造石室三间。7月初离开五台山，回到天津。12月初返普陀，在此谢绝世缘，摒弃俗务，静心修学达一年余。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3月渡海至沪，步行经河南朝礼河北镇州（今正定县）临济寺，旋循原路回普陀。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再渡海至沪，经江西九江、南昌至高安参拜洞山良价禅师（807—869年）道场，旋至吉水参拜曹山本寂禅师（840—901年）道场，后返普陀。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再至九江，登庐山，参拜清末重兴东林寺的净土高僧智朗和尚，得其开示。旋至南昌，参拜南海寺方丈海岸法师，法师为其说偈曰——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破除烦恼重增病，趋向真如也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并回答了他的疑问。5月，经丰城、清江、新干、吉水、吉安、万安、赣州，于6月翻越梅岭进入广东南雄。途中两遇盗贼，险丧性命。过韶关至曲江马坝，参礼南华禅寺。后又往英德县而去，途中又遇盗贼，将其身上银钱洗劫一空，状极凄惨！幸遇十五年前在五台山结识的旧友资助，方得继续前行，过清远、佛山至广州。12月由广州乘船经上海返回普陀山。
光绪二十五年（1899）3月，清福渡海至沪，与觉禅和尚一起乘船到日本长崎。4月底游历神户、大阪、横滨。6月经上海返回普陀。
光绪二十八年（1902）2月，年届四十的清福到上海龙华寺小住三日，遍询寺内僧侣三百余人：“有发心去印度朝礼佛教圣迹的么？”，结果让他大失所望，竟无一人答应！为了弘扬佛法，他决定舍命孤行。3月乘船到广州，七日内遍询光孝寺等各大寺院僧侣：“有愿去印度朝圣的么？”仍无一人响应。他耐心等到5月初，依旧无人愿与其作伴，只得丫然一身登上葡萄牙商船，漂洋过海至越南西贡，住广福宫。再搭乘轮船到泰国曼谷，住龙莲寺。21日乘火车到距曼谷四百里的可拿朝觐高二十余丈的金塔。10月15日游曼谷波罗刹（国王家庙），并与几位梵僧一起拜谒泰国国王。国王赠他贝叶经一部，像片一张（现存新都宝光寺）。11月下旬乘船去新加坡，住双林寺一月。旋去槟榔屿，住极乐寺，会见前署新加坡知事刘金邦（华侨），说自己明年春节后将去缅甸仰光朝礼金塔，请他帮忙介绍在那里的几位朋友照应。刘欣然答应，当场修书一封，嘱清福到仰光后交与唐人坡41号“新荣春”老板高万邦即可。两人互道珍重而别。
缅甸自古为佛化之邦，其西北部即三国时代的孟获国也，也就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所说的“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不毛”——八莫。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清福乘船至仰光，先住高万邦处，后移住麻哈龙华寺，并礼金塔（佛发牙塔）。一周后坐火车到蒲甘（古阿育王都城，缅王达喇瓦底居此，距八莫仅450公里），朝礼高十余丈的阿育王骨塔，旋返仰光龙华寺居住。
光绪三十年（1904）6月，他由仰光乘船去印度孟加拉，住摩诃菩提苏桑底（佛教公所），遍朝各地佛教圣迹，如拘蚩罗城佛入涅槃处、释迦牟尼成佛处、波罗奈城鹿野苑佛初转法轮处、王舍城竹林精舍、迦毗罗城蓝毗尼花园佛诞生处……。再渡海至锡兰（今斯里兰卡，亦即《梁书·卷五十四》所记载的东晋狮子国）佛牙寺朝拜舍利塔，遇见了十四年前在上海结识的锡兰居士达摩波罗，遂暂寓他家。此后一连几天朝拜舍利塔，向管事和尚提出欲请几粒舍利回国建塔供养，遭到对方婉拒。他十分沮丧！感叹自己前生少种善因，业障深重，今日已见佛体遗骸，却无法请回舍利，此身何益？故决心客死此地。遂天天到塔前打坐礼拜。一晃十二天过去了，适逢锡兰国庆，国王来到佛牙寺，他乘此机会，请达摩波罗居士作翻译，向国王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国王见其心诚，不仅欣然同意赠送舍利十五粒，还额外赠送贝叶经三部，天衣、水幔各一幅。
光绪三十一年（1905）2月，43岁的清福在科伦坡过完春节后，乘火车至南印度，再乘船至楞伽山（佛说《楞伽经》处），拜读唐玄奘法师古碑，遍参山中高僧大德如修持谨严的性慧法师（1882—1915年，籍贯福建）等人。3月回到仰光龙华寺。4月在“新荣春”会晤高万邦、林天颂、梅华竟、华僧明宽师、梵僧伍尾悉达，请他们协助请三尊高约一丈的玉佛回国供奉，得到众人的积极响应。5月，清福将所请玉佛搬上轮船，经槟榔屿、新加坡、香港，于6月运回上海。7月，他将9粒舍利子和一部贝叶经送至普陀山盘陀石（灵石庵）观世音菩萨说法处建塔供养，旋返沪。8月，又将一尊玉佛送至南京云居寺大雄宝殿供奉。9月，他到武昌莲溪寺参谒道明方丈，将一部贝叶经赠与该寺。再乘船溯江而上，11月抵嘉定（今乐山），转陆路登峨眉，会晤万年寺（峨眉山唯一的十方丛林）方丈仁玉法师，将一尊玉佛送与该寺毗卢殿建龛供奉。后去新都宝光寺，会晤宗兴方丈，将一尊玉佛，三粒舍利子以及天衣、水幔一并送给该寺供奉。12月回到遂宁广德寺，会晤方丈了勤老和尚，将三粒舍利子和一部贝叶经送至西法堂供奉。最后去彭县龙兴寺，将剩下的三粒舍利子、一部贝叶经送与该寺供奉。
光绪三十二年（1906）2月，清福决心再次去缅甸购请玉佛。他在成都东门外九眼桥上船，顺江而下，经嘉定、犍为、泸州、重庆、万县、宜昌、武汉，4月抵上海，旋赴南京延龄巷金陵刻经处拜谒中国近代佛教的“中兴之祖”——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商谈此事。居士极力赞成，并手书一封，介绍他去安庆面谒安徽巡抚沈曾植（1849—1922年）。他到安庆后，偕迎江寺方丈月霞法师（1858—1917年）一起去见沈。沈写信介绍他去北京面谒学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罗奉平。到北京后，罗又修书介绍他回南京谒见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7月他见到端方后，端方不仅帮他办妥了出国护照，还私人资助他旅费五百元银洋。清福又到上海虹口区找到英国基督教传教士、著名慈善家李提摩太博士（1845—1919年），托他费心请英国领事将出国护照翻译成英文。8月，清福带着从杭州采买的茶叶、绸缎、夏布等馈赠礼品，登上了由上海到厦门的客轮。9月渡海至泰国曼谷。11月抵缅甸蒲甘钵盂寺，托明宽方丈协助购请玉佛。明宽方丈慨然应允，并陪他坐火车去仰光龙华寺欢度春节，拜会方丈性源法师。
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明宽法师、梅华竟、高万邦、林天颂四人陪同清福谒见缅甸佛教领袖伍尾悉达，洽谈购请玉佛一事，四人均当场表示愿作担保。伍尾悉达法师乃修书一封，介绍清福去见阿瓦（曼德勒）领事杜成鳌（华侨），托其关照。缅王得知此事后，也自愿助银一千盾（佛教为缅甸国教，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民均信仰佛教）。清福又邀请估本师李玉成乘火车穿越印度到不丹选玉。他们在山林密布的不丹境内寻找了半月之久，才在亚桑附近的阿喇喀孟公山觅得理想的玉石，采掘后于六月运回阿瓦，精心雕刻成大玉佛六尊，小玉佛十八尊，共花去银洋一千三百盾，然后运回仰光。
光绪三十四年（1908）3月，他从仰光起程，经厦门，于5月将玉佛和经书运回上海。休息一周后，将其中一尊大玉佛送至普陀山盘陀石建玉佛殿供奉。10月，又将一尊大玉佛送至浙江平湖南禅寺大雄宝殿供奉，旋回上海。
宣统元年（1909）8月，他从上海溯江而上，将剩下的大部分玉佛和经书运回四川。船至巫山，触礁沉没，他与众人合力将玉佛和经书抢救出来后，另换船于年底到达重庆，再溯嘉陵江而上至合川，溯涪江而上回到遂宁，将一尊大玉佛送至广德寺舍利殿供奉。
宣统二年（1910）3月，48岁的清福在广德寺过完春节后，将剩余玉佛和贝叶经搬运上木船，溯涪江而上至潼川（今三台县），再溯罗江而上至中江，然后雇请农民从驿道（当时尚无公路）将一尊大玉佛抬运至新都宝光寺罗汉堂供奉，另一尊大玉佛抬运至彭县龙兴寺大雄宝殿供奉，最后一尊大玉佛连同一部贝叶经一并送至崇庆县街子场上古寺供奉。旋经郫县回成都，住提督街三义庙。4月乘船至乐山，登峨眉，将四尊小玉佛、三粒舍利子、两部贝叶经送给仙峰寺方丈源希上人，建一座高一丈七尺，直径五尺的铜塔供奉。5月回到广德寺，督工建造舍利宝塔（高一丈七尺），至八月竣工。
宣统三年（1911）2月，清福在广德寺督工建造玉佛殿。次年5月去成都三义庙，与宝光寺方丈应明法师磋商募资刊刻《五教仪科注》之事。
民国三年（1914）10月，他被选为中国佛教会四川省支部代表。次年2月乘船抵上海。6月会议完毕，8月回到成都向支部汇报。
民国八年（1919），他由广德寺去宝光寺，与应明方丈磋商募资刊刻《宗统编年》一书。至1924年，该书与《五教仪科注》均刊印完毕。
民国十八年（1929）1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管理寺庙条例》，共三十一条，提出没收寺庙、道观财产，从而激起了广大佛教徒的义愤！四川佛教会（1915年底成立）会长圣钦法师（1869—1964年）号召全省四众弟子团结一致，坚决抵制该条例的实施，保护寺院财产不受侵夺。并通电全国，提出各省佛教界推举代表到上海集议。年已67岁且体弱多病的清福法师积极响应。6月，他和圣钦法师作为四川代表奔赴沪上，同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法师（1878—1953年）及各省代表议定，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坚决反对《管理寺庙条例》。接着，他们又随代表团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经过反复抗争，国民政府被迫将三十一条的《管理寺庙条例》缩改为二十四条的《监督寺庙条例》，斗争取得了胜利。
民国二十年（1931）底，广德寺弥陀院竣工。该院是法师用他在上海当翻译挣得的报酬和四众弟子的捐助建成的，从1924年开工，历时七年始成，故又名“清福禅院”。
民国二十二年（1933），法师在遂宁城内横城路创办“爱道佛学社”（又名“净业禅院”）。并积极协助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副会长昌圆法师（1879—1944年，四川郫县人，1936年任四川佛教会主席）在四川各县建立佛学社、念佛堂，如郫县犀浦“觉觉佛学社”、成都“爱道念佛堂”、成都“地藏庵尼众学校”、温江县“爱道学校”、崇庆县“普净佛学社”等等，广辟修学佛法的场所。并亲自登座讲经说法，回答四众弟子提出的种种疑问，开示路径，诲人不倦。
民国二十四年（1935），法师自传《源因略记》，由广德寺弥陀院木版刻印流通。该书共四卷，记录了他七十余年来以大无畏的精神，广拜名师，求法证悟，孜孜不倦，为法忘躯，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追求真理而百折不挠，云游参学于国内名山古刹和亚洲邻国的所见所闻所悟所得，以及他与国内外高僧的交往，各地的风土人情……。是近代一部不可多得的佛教史料。由于该书印数不足千部，经过七十余年的兵燹战火和政治动乱，目前已存世无多，十分珍贵！
民国二十九年（1940）8月12日，法师圆寂于广德寺弥陀院，世寿七十八岁，戒腊六十一龄。
1990年，《四川省志·人物志》为清福法师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