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版《大宋高僧传》的一点看法
李豫川
北宋释赞宁（919——1001年）继梁·释慧皎《高僧传》和初唐释道宣（596——667年）《续高僧传》之后，撰成《大宋高僧传》三十卷。此书虽名为《大宋高僧传》，其实，除了书中最后一篇《大宋宜阳柏阁山宗渊传》系北宋僧人外，其他全为唐及五代的僧人事迹。其中正传530人，附传130人，合为660人，内容丰富，是研究唐代佛教的重要典籍。该书1949至1986年这段时期未曾印行，仅有旧刻本流传。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范祥雍先生的点校本《大宋高僧传》，以1936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的碛砂藏经为底本，并参校了江北刻经处刻本（即扬州刻本）及日本大正藏经本，改正了书中的一些讹误，颇便研读，但还不能尽如人意。范祥雍先生在该书点校体例中说：“我们还旁搜和本书内容有关系的资料，相互对比，作为辅校，间附考证，以利读者。”可惜的是，该书在检索史料方面尚有疏漏，即使对已经搜集到的史料，亦未能充分利用，以提高点校质量，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
《大宋高僧传》所载唐及五代僧人事迹，绝大部分都可以找到它所依据的唐及五代史料。例如，卷十的《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就是根据唐贾涑《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见《全唐文·卷三十一》）写成。卷十二的《唐洛京广爱寺从谏传》，就是根据唐人皇甫枚《三水小牍》中的“从谏”条写成。卷十四的《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乃根据唐中叶著名作家李华（约715——约774年，即名传千古的《悼古战场文》的作者）《扬州经律院和尚碑》（见《全唐文·卷三二O》）写成。卷九《玄素传》也是根据李华所撰《润州鹤林寺故径山大师碑铭》（见《唐文粹编·卷六十四》）写成。卷十五的《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乃根据唐中叶著名散文家独孤及（725——777年）所撰《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碑铭》（见《文苑英华·卷八四六》和《四部丛刊》本《毗陵文集·卷九》）写成。卷十九的《唐扬州西灵塔寺怀信传》乃根据唐人李充《独异志》怀信送塔渡海事迹写成（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九十八》引《独异志》）；同卷的《唐扬州孝感寺广陵大师传》，乃根据晚唐张读（834——？）《宣室志·卷九》的“大师佛异行”条（此条又见于《太平广记·卷九十七》印文）写成；……。拿这些原始材料和本书对照，可以看出释赞宁对他所依据的史料有增有删，文字上也多有不同，是校注本书最宝贵的资料，可惜均未能充分利用。
这里着重谈一谈卷十四的《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
律学大师鉴真东渡日本之后不久，唐室即发生“安史之乱”，因此唐人有关他的记载极少。所可知者，仅有晚唐李肇《国史补》一条：“佛法自西土，故海东未之有也。天宝末，扬州僧鉴真，始往倭国，大演释教，经黑海、蛇山，其徒号‘过海和尚’。”仅仅记载了一些传闻，事迹甚少。到释赞宁撰写《大宋高僧传》时，材料多了一些，乃据之作《鉴真传》。然该传叙述鉴真生平，亦大部分得自传闻，疏略之处颇多，讹误之处不少，而流传至今，已有千年。中华书局在1979年曾出版过《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乃鉴真上人之徒元开所撰。元开亲承师教，且以其师兄思托所撰《大唐传戒律师僧名记大和尚鉴真传》为底本加以增补，所述史料翔实可信，文笔流畅优美，可用以校正释赞宁所撰《鉴真传》的许多错误，这里姑举数例如下：
其一，《鉴真传》谓鉴真坐化时年七十七，据《东征传》当作七十六，时为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则鉴真生年当为武则天垂拱四年（688）。这一说法已为当今史学界所公认。
其二，《鉴真传》谓鉴真“于实际寺依荆州恒景律师边得戒”。这里的“恒”，《东征传》作“弘”。作“弘”是避高宗子李弘（死后追谥为敬皇帝）讳。元开为日本人，自然无须避唐讳，故书作“弘”。释赞宁为赵宋时人，亦无须避唐讳，当是沿袭旧文。
其三，《鉴真传》谓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等于开元中到达扬州，谒见鉴真，请他东渡扶桑。而据《东征传》记载，荣睿、普照等随日本遣唐大使丹墀真人广成来唐留学，时在开元二十一年（733），留学十载之后，于天宝元年（742）冬十月始到扬州谒见鉴真，请他东渡传法。于兹可见《鉴真传》之大谬。
其四，《鉴真传》谓鉴真与弟子思托等十四人，于天宝二年（743）六月买舟东渡，离开扬州赴日，然后叙述途中经历及到达日本之后的事迹，过于简略模糊，使读者得不到一个完整清晰的印象，而极易引起误解，以为鉴真天宝二年即已到达日本。而《东征传》就说得全面详细得多了。该传云：鉴真曾六次东渡，最后一次始告成功。第一次在天宝二年春，因被高丽僧人如海诬告，惊动官府，而未能成行。第二次在天宝二年冬十月，船至狼沟浦，被狂风巨浪打破，被迫折回。第三次在天宝三载（744，是年改年为载）初春，被阻于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阿育王寺，得到当地官府救济。第四次仍在天宝三载，大约在夏秋之际，被官方拘执送回扬州大明寺。第五次在天宝七载（748）春，到达广州后，流落两年未成行，被其弟子迎还扬州。第六次在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年已六十六岁的鉴真，随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船启行，次年（754）二月到达东瀛，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又过了一年，即755年末，“安史之乱”即爆发，国家陷于混乱之中。
以上只是略举其大者，作为点校本的《鉴真传》似当采用，而该传却仅仅引用了《东征传》中的四条材料，校正几个字，未免过于简略。
笔者有一设想，那就是把《大宋高僧传》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统统集中起来，对本书作一番严格细致的校勘工作，并加上详细注解，使本书内容更加翔实丰富，更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