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由海路传入徐州的考证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很多，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佛教由印度经西域诸国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洛阳，时间大体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佐证这一说法的，有两个著名的故事，即“伊存口授浮屠经”和“汉明帝夜梦金人”，这两个故事甚至还被列入正史。然而，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和广大学者的深入研究，其中假的成份逐渐暴露出来，相反，佛教由海路首先传入徐州，再由徐州逐渐向西、向南传播，却得到科学的论证。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下面我根据目前所存的文字史料和一些壁画遗存，对徐州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地，作初步论述。
徐州古称彭城，为华夏九州之一。东临黄海，西襟中原，北扼齐鲁，南屏江淮，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徐州素有“五省通衢”之称。楚汉时，西楚霸王建都彭城。这是徐州作为都城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时，设彭城郡，东汉先设彭城国，后设楚国，皆建都彭城。三国时，改彭城为徐州。我们认为，就是这一带，即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中下游一带，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地。
佐证之一：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最可靠的一段史料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建武十七年（41年），汉光武帝子、明帝异母弟刘英被封为楚王，二十八年（52年）赴楚国就任。他“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明帝下诏说，天下凡死罪者，缴纳缣（生绢）便能赎罪。当时楚王英或因在其封国内某些行为不检点，便派遣郎中令奉献黄缣、白绢（熟绢）三十匹，向明帝谢罪。明帝被楚王英的忠心所感动，认为楚王英的这种态度是基于佛教信仰，便下诏给楚王英，将赎罪的缣赐给伊蒲塞（upasaka，即居士）和桑门（Sramana，即沙门）。其诏书如下：“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后汉书》的这一节记载很重要，它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有记录的佛教活动，也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而且最可靠的史料。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以下几点：
第一，浮屠（Buddha）是被当作神仙，和黄帝、老子一起祭祀的。把浮屠当作儒学所主张的“仁”之神来理解，可见那时的佛教还是刚刚传来，必须依附中国固有的信仰，与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合流。
第二，当时佛教还不合法，社会上没有公开信仰，只有某些上层人物私下信奉。
第三，在楚王英周围或者在彭城一带有外国僧侣（沙门）和在家信徒（居士）。
第四，明帝也闻知彭城地方有桑门和伊蒲塞（优婆塞），所以才下诏将赎罪的缣布施给他们，这也是后世把佛教始传中国的故事假托于明帝的原因之一。
第五，当时信徒中间已在进行一种合乎神意的类似斋戒的忏悔法，楚王英所进行的赎罪行为，大概也有迎合神的企图。
明帝下达前述的免罪诏书以后，佛教便合法化了。楚王英便“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学以为符瑞”。
因此，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被控告企图谋反，被左迁到丹阳郡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北）。楚王英到丹阳并非像押送犯人一样，而是在伎人、奴婢护送下，乘衣车（有蓬车），持刚弓，边狩猎边旅游而去，明帝还赐与五百户食封，处理相当宽大。但永平十四年（71年），楚王英还是在丹阳自杀了。
楚王英左迁到丹阳郡泾县或许有佛教徒和僧侣随从，如果属实，楚王英的放逐可以说揭开了佛教传到长江以南的序幕。同时以彭城（江苏徐州）为根据地的佛教还向南传至淮河流域，向北传至山东。
至后汉末年，江淮一带佛教大盛。灵帝中平六年（189年），黄巾起义再次爆发，丹阳（楚王英左迁的地方）人笮融聚集数百人投奔徐州牧陶谦，被任命为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粮监督。笮融将利用其职权取得的钱财用于建造佛寺。《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2世纪末叶佛教显著发展，出现了以多层塔为中心，四周围以走廊的真正寺院，以及镀金铜佛像，浴佛会和斋会的原形已经形成。
献帝初平三年（193年），曹操攻打彭城（今江苏徐州），笮融率领男女万人奔赴广陵（今江苏扬州），后又迁移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最后被扬州刺史刘繇所杀，佛教也因此传到扬州和江西。
一世纪中叶或更早一些，彭城一带的佛教从何而来？是从大月氏经由西域陆路，还是经由海路直接从印度传来呢？
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曾下过结论。他认为佛教不是由陆路，而是由海路传入中国；其最初的根据地不在洛阳，而在徐州。
佐证之二：陆路传入说中“伊存口授佛经说”不可信
陆路传入说中“伊存口授佛经说”不可信。因为公元前后大月氏还没有信仰佛教。《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关于博士弟子景卢（或秦景宪、秦景等）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经的记载，除上述《魏略·西戎传》外，还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虽然有众多文献记录了这件事，但不可信。
其一，西汉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张骞到过大月氏，当时大月氏是五部翎侯统治时代，那时还没有信佛。张骞在大月氏一年多时间，若大月氏有佛教流传，他不会不记。
其二，《后汉书·西域传》中没有关于西域佛教的任何记载。我们知道，《西域传》的原始资料来自班勇的记载。班超于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出使西域，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在西域都护任上告老回洛阳。班勇自幼随父长期在西域生活，后又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年）至顺帝永建二年（127年）经略西域，对西域情况很熟悉，若西域流行佛教，他不会不记。可见127年以前西域诸国还没有信佛。
其三，近年来，在阿富汗靠近前苏联的西伯尔罕地区发掘了一处贵霜早期墓葬（约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出土了大量附葬品，但没有一件纯粹的佛教艺术品，相反，却有不少希腊神像，这些神像如带翅膀的阿芙罗底德的额上有类似佛像眉间白毫的标记，这说明佛教在这个地区远远还未明朗化和取得统治地位。
因此，很难想象这时的大月氏会把正统的佛教传给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甚至中国。大月氏真正信佛是在贵霜帝国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120－160年）统治时代。可见公元前2年时，大月氏使者伊存来中国口授佛经是不可信的。
佐证之三：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也不成立
陆路传入说中“汉明帝感梦求法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分析也不成立。汉明帝（58－75年）梦见金人，派遣使者到西域去求法，这是向来被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关于这个传说，历史学家作过各种考证，都认为是伪造。
记述这个传说的文献很多，有《后汉纪》、《后汉书》、《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吴书》（《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中所引）、《化胡经》（《广弘明集》卷九所引）、《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冥祥记》、《梁高僧传》、《汉法内传》、《出三藏记集》、《魏书·释老志》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以及唐代的《佛祖统记》。其中《后汉纪》和《后汉书》的记载，可以认为是明帝感梦求法说的原始资料，其他都是后代添加和修饰过的。
袁宏《后汉纪》记载：“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
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若将以上两个记载加以比较，则《后汉纪》的记述形式最朴素，《后汉书》是根据《后汉纪》略加润色，但《后汉书》一开头就说明这个记载是根据广泛流传的“世传”，可见范晔（398－445年）时代就认为“汉明帝感梦求法”是传说了。
其后，故事越来越详。《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等记下了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人的名字，以及增添了在大月氏国抄写《四十二章经》的记事。此外，《水经注》、《老子化胡经》、《洛阳伽蓝记》等所记载的，都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进一步发展时增添的。再至后代，南齐王琰《冥祥记》首次出现迦叶摩腾传说的资料，后由《梁高僧传》完成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一起登场翻译《四十二章经》等的资料。《梁高僧传》及《洛阳伽蓝记》、《汉法内传》、《魏书·释老志》等又增加了白马驮经建立白马寺的故事，完成了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整个记事，即佛、法、僧同时传入。故《汉法内传》说，此为汉地三宝（佛、法、僧）之初。这是汉明帝感梦求法说后世大行于佛教界的原因。总的来讲，这个记载矛盾错误百出。
1、到印度求法的使者张骞是东汉明帝一百多年前的人物，当道教方面指摘张骞作为使者不合乎史实时，便以蔡笮代替张骞。
2、傅毅是章帝（76－83年）时才被录用为兰台令史的，明帝问梦时，他尚是个少年，不可能在朝廷作官。
3、关于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来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后汉纪》等都没有提到，是《梁高僧传》作为传说而添加的，连最早出现迦叶摩腾的《冥祥记》也没有提到过竺法兰；至于迦叶摩腾，《冥祥记》说他带来佛画像，《出三藏记集》中他却变成了竺摩腾，并且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在《梁高僧传》中又成了摄摩腾。这两人明显是后人杜撰。
4、做梦与遣使还汉的年代各书不一致，记述混乱：《化胡经》为永平七年（64年）梦，十八年（75年）还；《汉法内传》为永平三年（60年）梦；《历代三宝记》为永平七年梦，十年（67年）还；《佛祖统记》为永平七年（64年）梦，十年（67年）还；《佛祖历代通载》为永平四年（61年）梦，七年（64年）还。
5、派遣使者的人数，或十二人或十四人、十八人，各书都有出入。
6、白马驮经东来的故事也是虚构，系出自佛传。悉达太子逾城出家时所骑的是白马犍陟，这个故事恰好与老子骑青牛西去的故事相对应。
7、汉武帝时代开通的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到王莽时断绝，一直到永平十六年（73年）平定西域才恢复。关于这个事实，《后汉书·西域传》中有明确记载。明帝感梦求法，正是中国与西域道路不通的时期。第二条陆路，即始自四川的滇缅路，在当时也不可能去西域或印度，因为之前汉武帝以武力开通归于失败，虽然明帝于永平十一年（69年）在西南建立了永昌郡，开通滇缅路，但迟于楚王英信佛的年代。所以，佛教最早不可能经由滇缅陆路入四川，再从四川传到江苏。从陆路考证，便可完全否定汉明帝感梦求法说。
8、永平八年（65年），明帝赐楚王英的诏书（后述）中也明确言及楚王英信佛。明帝与楚王英是异母兄弟，明帝当太子时与楚王英很亲密，一定知道佛教，岂待做梦醒来问傅毅之后始知世上有佛教。一般说来，人在头脑中对某个事物预先有印象才能做梦。所以，明帝因做梦而始知佛教这件事的本身便是虚妄的。
根据上述八点，记述汉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文献都有矛盾和疑问甚至错误。正如过去各家所研究的那样，流传明帝感梦求法说的文献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代虚构的。
佐证之四：“浮屠”一词是直接由印度方言翻译而来
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不是经由西域诸国，而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从明帝诏书中：“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也可以找到证据。
根据季羡林研究：“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语的pud（或焉耆语pat）转译而来，它出现在后汉末三国初。
“浮屠”一词却没有经过西域语言的媒介，它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我们可以肯定，一世纪中叶楚王英所信的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来的，因为那时使用的是“浮屠”。
佐证之五：楚王英把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
任何一种外来宗教，初传入时必须与该接受国的固有信仰结合起来，否则就站不住脚，更不用说扎根了。佛教也是如此，当初楚王英也好，百年后的桓、灵两帝也好，都是把佛教当作一种神仙方术，当作为获得长生不老而信仰的宗教来理解。
桓帝（132－167年）时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由此可见，不论襄楷的上书还是明帝的诏书（前述）都是黄老、浮屠并举，认为佛教是黄老之流裔或附庸。秦汉以来江苏、山东一带黄老思想流行，方术大兴。老子是陈国苦县人，江淮是老子的故乡，著名的方士徐福是徐州东海人。当初佛教之所以能在彭城一带安家落户，是与当地接受佛教的气候和土壤分不开的，同时江苏、山东是沿海地方，与佛教海上传来有关。
佐证之六：西域遗存的佛教文物的年代未超过公元二三世纪
佛教是像教、教义与图像并重，民间传播图像更为重要。已知西域遗存的佛教文物的年代未超过公元二三世纪，显然这是因为大月氏信佛是在2世纪的迦腻色迦时代，西域诸国则更晚。一世纪时西域诸国尚未信佛，当然没有佛教文物遗存下来。至于新疆以东的敦煌莫高窟迟至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方始开凿，中原地区的云冈、龙门石窟则更晚，可见佛教始入中国不是遵循西域陆路。与此相反，一世纪前后的佛教文物，徐州周边地区却发现不少。
（１）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像。石像中有的被认为是佛像，即头上有高肉髻，右手呈施无畏印的形状，两手放在胸前的结跏趺坐，全身有凹形的身光等。据推定其年代为后汉末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像雕刻。
（２）山东中南部沂南的北寨村发现的画像石墓。画像中有几幅图像受佛教影响，即头部有佛光等，其制作年代推定为后汉灵帝（168－189年）末年至献帝（189－220年）初年即190年前后。
（３）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像。这两尊佛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佛像，从此墓的年代推测，制作于后汉至魏晋时代。
以上三处佛教文物遗存，足以说明佛教始入中国是遵循海路的，由江苏或山东半岛南部传入的。
佐证之七：安世高的来华路线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经典翻译家安世高（Parthamasiris）于后汉桓帝初年即147年来到中国，关于他的来华路线向来是个谜。《高僧传》只记“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其他安世高所译的经序也没有触及来华路线，一般都认为安世高是从西域来的。但梁启超研究认为，“世高盖从海道来，在广州登陆，经江西北上，在江淮间最久，江左人士受其感化甚深。”这一点从安世高的弟子身上可以得到证明。协助安世高翻译经文的严佛调是江淮人，门徒陈慧是会稽人。另一方面，从其所译经文较为华美，而且往往会与老庄产生联想来看，安世高从海道而来，活动范围在南方较为接近于事实。
从安世高来华的背景，也可以证明他是从海路来的。安息是阿尔萨克斯（Ausakes）１世创立的国家。张骞于公元前119年至大月氏时派副使到安息，安息国王率二万骑到东境迎接。后汉和帝元年（88年），安息国献符拔、狮子，次年又遣使朝贡；永元十三年（101年），又向后汉朝贡。四十七年之后，安世高来华。当时安息垄断了中国与印度、罗马帝国的贸易，海运业掌握在安息人手中，安世高随商人从海上来更合乎情理。
佐证之八：佛教最早由陆路传入中国，在文献上没有丝毫轨迹可寻
佛教最早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文物和遗迹至今没有发现，即使在文献上也没有丝毫轨迹可寻；佛教由陆路传入的可靠记载最早不过2世纪末叶即后汉末年。
《高僧传》记载：“支娄迦谶亦直云支忏，本月氏人。汉灵帝（168—188年）时游于洛阳，以光和（178－183年）、中平（184－188年）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时又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以光和二年（179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忏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
以上《高僧传》所列举传法中国的外国僧，事迹确实可信，洛阳教派也确实是他们于2世纪末开创的，但比徐州有佛教活动迟200年。
可以肯定地说，徐州佛教自海上由印度直接传入。至于传入的方式，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和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