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再造辉煌的必由之路
沛溪
导 语
三四年来，从上海、浙江、江苏、河南、河北、湖北、广东、辽宁等诸多我所接触考察的省份或地区来看，一种新气象正在隐隐显现，犹如见龙在田，使我对中国佛教未来的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着信心。著名美籍学者汪忠长先生对“见龙在田”解释说：“阳气见于地，则生殖利于民，圣人见于世，教化见于物。指大德大才之人，经过潜藏修养之后，其德业普施于世，可以有所作为。[1]” 中国佛教正在悄悄地发生着这种变化。尽管还会有短暂的曲折，但是“飞龙在天”的时代不会太远了，随着中华民族的经济崛起、政治崛起、外交崛起、文化崛起，中国佛教也一定会再次崛起于东方，普惠于人间。
我曾经对中国佛教在盛唐时代出现的历史高峰做过讲述，我认为唐代佛教之所以兴旺昌盛，原因在于诸宗并起。中国佛教以“八宗”名世，其中性、相、台、贤、禅、净、律、密 八大宗派，哪一个不是定形于隋唐时代？也可以说，没有八宗的竞相建立，就没有中国佛教其后的所谓“鼎盛”。但是，这仅仅是后人自豪的描述而已，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几乎每一个宗派的建立，都经历了艰苦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也绝非是在掌声和喝彩中平安降生。例如禅宗的最终形成和壮大，可以说曾经遭遇过血与火的考验，一种新理念、新风气、新思维、新做派、新仪轨，几乎必然遭受教界内外的质疑甚至攻击。一种宗派，从本性上讲，不会希望出现另一种有可能与其并驾齐驱，甚至取而代之的新宗派，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历史的洪流不可能被垄断，垄断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站在历史长河的堤岸上，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波峰迭起。而且，从中国佛教的整体和大局来看，诸宗并起的结果，是中国佛教的长足发展，是中国佛教的鼎盛。至于势均力敌之后的平衡，则另当别论。
由于封建社会晚期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佛教几乎失去了最起码的创新能力，数百年间，可言者寥寥，不用说创造新宗派，就是传承老宗派都成了问题。但是，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百年千年。中国佛教在遭遇沉沦坎坷的同时，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独立发展机遇。这一发展进程是十分曲折一言难尽的，所幸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已经迈上了新台阶。
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创建迈向小康的和谐社会做出人间佛教应有的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佛教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如何才能遵循原则实现要求？我作为一名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建议从盛唐时代中国佛教的蓬勃兴盛中汲取历史经验，我认为，中国佛教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弘扬释迦牟尼宣法布道四十年孜孜不倦的精神，摒弃类似僧官制度的官僚化、世俗化倾向，不盲目追求形式上的佛教“大一统”，要立足于本地方，直接从佛教元典中汲取适应时代需要的精华，创立和发展具有不同宗风特点的传教方式，把佛教自身建设的重点放到定慧双修，法门独到，敞开思想，面向民众上去。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力保障下，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条文和相关政策的法律保护下，在继承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前提下，鼓励建设山头，提倡创立宗派，突出地方特色，是中国佛教在21世纪再造辉煌的必由之路。
简 述
“鼓励建设山头，提倡创立宗派，突出地方特色”，其中山头、宗派、地方特色，是三即一，是一即三。我们且分而述之，合而论之。
山头，是中国佛教特有的概念。毛泽东当年曾经风趣地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2]
按照“山头”在佛教概念中的狭义解释，在《敕修百丈清规》[3]中“山头”的本义是指葬祭场。也指涅槃台，即置棺之台，又作化坛。但是那是很古老的说法了，现在人们一提起“山头”，联想到的首先是“宗派”。把宗派称为“山头”，大约是由于佛教组织结构与“山”的关系太悠久、太密切、太普遍。
中国古代寺院大多建于山中，僧侣在山中聚居，他们的住处也被称为“山世”，《行事钞》上一之一记载：“山谓兰若，即上根也，世谓聚落。”
在山中居住的僧侣往往自称山僧、山衲，久而久之，不在山中居住的僧侣也以其为自谦之词，演变成为一种通称。谦词很多，诸如拙僧、愚僧、拙衲、野僧，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特色。
于是，一寺住持的尊称，也可以称为“山主”，所谓一山之主，其实即一寺之主。当然，也有上座称为山主的个例。
譬如号称天下第一寺的白马寺，建在洛阳，是由当时国家的鸿胪寺即外交官邸改造而成，而据传说，除了这座继续发挥外界联系作用的洛阳白马寺之外，在不远的巩义青龙山里，还有一座禅源白马寺，称青龙山禅源白马寺，是修行的所在。类似称为某山某寺的，叫做“山号”。沿袭日久，即便建造在平川上的寺院，也常常附上山之称号，山号遂成寺院之别称。如庐山东林寺、天台山国清寺、清凉山大华严寺、灵山祥符寺、大屿山宝莲寺等，都是由于在某山建造，即取其所在之山名冠于寺名之上。我国台湾佛光山、法鼓山、灵鹫山，以及日本比睿山延历寺，甚至以山名胜寺名，单称山而不称寺，已经成为新的更加符合山头概念的模式。
因此，所谓“山头”，已经逐渐显露出宗派的倾向，只不过宗派比山头的内涵要更深刻。例如禅宗五祖弘忍在双峰山黄梅寺，聚徒修行，亲传禅法，算是建立了山头，但是真正大阐宗乘，大扬宗风，创立禅宗南宗的，却是六祖慧能。或者可以说，建立山头，重点在建设寺院、扩大丛林、吸收徒众，而创立宗派，则要提高到理论建设、思想创新的程度，非常人所能为。不过，这样讲并非贬低建立山头的价值，没有山头哪来宗派？建设山头是基础，是发展佛教必须注重的第一步，能把山头建设好，也是劳苦功高。
前人对宗派的形成多有论述。“夫论宗者，崇、尊、主义，圣教所崇、所尊、所主名为宗故。且如外道、内道、小乘、大乘，崇、尊、主法各各有异，说为宗别。”[4]由于各人膜拜的对象不同，尊崇的经典不同，对义理、旨趣的理解和主张不同，修习表达的方式方法不同，虽然是在同一宗教之内，却可能因为种种不同，各自吸引和团结一部分人群，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这就形成了宗派。
汤用彤先生认为：“从晋代之所谓‘六家七宗’至齐梁·周颙之‘三宗’，都是讲的宗教学说上的派别，这是‘宗’的第一意义。‘宗’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教派，它是有创始，有传授，有信徒，有教义，有教规的一个宗教集团。”
“两晋以来盛行的学派的‘宗’和到隋唐时教派竞起的‘宗’，两者的区分，尚待研究。它们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点，主要的分别，似可说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它们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在南北朝初期佛教势力已经扩大，佛经讲习盛行，陈至唐初，教派乃渐渐萌芽。”[5]
汤先生所谓“学派之‘宗’是就义理而言，教派之‘宗’是就人众而言”，大致而言有其道理，但是汤先生并没有把它绝对化，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学派不是一群人组成的；也没有一个教派是不讲义理的。
那么，历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的佛教学派和佛教宗派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本质的差别应该是主张不同，或者说愿心不同。学派，是要维护一种学术观点，阐扬某部某类著作经典的精神。而宗派，是要实现一种宗教理想，要调动一切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员、典籍、观点和组织手段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学派人事关系相对松散，但是学术观点却要求精密严谨。宗派可以为理想的实现随时调整理论架构，而所有成员却需要精诚一致，讲究师承道统。因此汤用彤先生列举道：“禅宗本来起于东山法门或大鉴慧能，而必追述至达摩、迦叶；天台教义智顗所创，而必上溯至慧文、慧思，遂大搞‘定祖’争道统之事。禅宗的西方二十八祖、中土六祖，争执甚烈；天台九祖，至宋初还须由帝王确认。而在祖传以后，仍分支派，所谓‘衣钵’、‘血脉’、‘传灯’、‘法嗣’，皆因重道统观念也。”
宗派的形成，最重要的是宗祖的出现，即开创一宗的祖师。一宗之下还有诸派，因此也有宗祖和派祖的区分。
众所周知，释迦牟尼被尊崇为开创佛教之祖。不管其后有多少宗派，在宗教意识中仍尊释迦牟尼为教说、教法传承之初祖。如禅宗传承素以释迦牟尼为西天二十八祖中之初祖，而另以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又如密宗以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为中国初祖、律宗以道宣为中国初祖、净土宗以慧远为初祖，以及智顗为倡立天台一宗教观之祖，社顺被尊为东土华严初祖，无不如是。至于立派之祖，如禅宗之临济宗，以临济义玄为开祖，曹洞宗以洞山良价为开祖，牛头宗以牛头法融为开祖。
祖师的出现与山头密切相关。一种是依靠山头成长，大彻大悟后成就大业，曹溪慧能大师是典型。另一种是开辟山头，与山头一齐成长，山成祖亦成，天台智顗大师是范例。建立山头不一定能成就宗派，但是没有山头一定不能造就宗派，宗派必须以山头为基础。这就是建立山头的重要性之所在。
仅次于祖师的，是宗师。此宗师不仅要成为兼备经、律、论三藏宗旨的高僧，受到万众拥戴，万人景仰，而且要继列祖法统之绪，开一代风气之先，“传佛心宗”，擅长以方便善巧普度众生，以解脱正道启迪悟境。只有祖师而没有宗师，宗派便不得长久。
宗派的建立还有许多必备的条件。
例如“宗风”，一宗一派，必须具备自家风范，又称风貌、风仪、禅风。宗风是显露于外的，必须令人如坐春风，有扑面而来的感受。
再如宗乘，也称为宗致，则是深蕴于内的，属于各宗必须确认的义理。前人认为：此处之‘乘’，同于大乘、小乘、一乘、三乘之乘，有导致开悟的乘载物之意。对宗乘有独到见解的，称为“宗乘眼”，依靠宗乘得到的学力，称为“宗乘力”。
以临济宗的创立为例，可以对宗派的成就有更生动的了解。
临济宗是继沩仰之后而成立的一个宗派。此宗开创人义玄禅师，住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院，故称临济宗。
义玄(?-867)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俗姓邢。幼负出尘之志，乃落发进受具戒，后对经律论都有研究，更慕禅宗。初到江西黄檗山参希运，又参大愚，再谒灵佑，后还黄檗，既受印可，乃北归乡土。初参希运会下随从参持，行业纯一。其时有上座禅师睦州见其特异，劝他去直接参见希运，三次参问佛法大意，三度遭希运棒打，而后得悟。受到希运器重，说他“吾宗到汝，大兴于世。”以后便住镇州临济禅院传法，创临济宗，果然学侣云集，宗门兴隆。临济接引学人禅法内容极丰富。如三玄三要，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等，形成一整套表现最为自由、活泼、洒落、灵活接引学人的禅法，因而此宗在唐末五代获得最迅速发展，成为后期禅宗五家中影响最大，传承最久远的一家。
“四宾主”是衡量学人水平学识真伪的一种门庭施设。
1)宾看主：学人比主人有见识，师执于外境，不能辨识，还装模作样显示高明。这是学人有鼻孔，名宾中主。
2)主看宾：学生执著，老师高明。是师家有鼻孔，名主中主。
3)主看主：师生均能辨识外境，见解一致，同达高境。师生同居主位，故名主看主。这是师生参学理想的境界。
4)宾看宾：师生均不能辨识谬见，学人已披枷带锁，老师又再安一重枷锁，彼此均自以为是，不能醒悟。师生同处宾位，叫宾看宾。
“四料简”是临济宗又一重要门庭施设，是对学人因人施教的禅法。与四料简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施设有“四照用”：一、先照后用有人在；二、先用后照有法在；三、照用同时，敲骨取髓，痛下针椎；四、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主位，合水和泥，应机接物。
1.夺人不夺境：是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
2.夺境不夺人：上苑花已谢，车马尚骈阗。
3.人 境 俱夺：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
4.人境俱不夺：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
“三玄三要”是临济接引学人的手段。据《人天眼目》解释：“师(义玄)云：大凡演唱宗乘，一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
1.体中玄：言中并无巧妙之句，因以显理。
2.句中玄：没有意路之语，尚不拘泥于言语，能悟其玄奥。
3.玄中玄：容却四句百非的妙玄无尽之句，又名用中玄。
“三要”与“三玄”配合，着重指出言说要点。第一要强调不粘于物，第二要强调语言的灵活性；第三要强调随机发动，反照一心，即便有所言说，也必须是超越肯定、否定、非肯定、非否定等具体形式。总之，要求一语具有三玄三要主要是要求善于灵活运用具有象征、暗示作用的、不置可否不辨是非的、意在言外意味无尽的语言去妙悟真如佛性，是力求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克服学人对语言知解的执著，使学人真正能得月忘指，得意忘言。对“三玄三要”与得意忘言的关系，汾阳善昭有一颂明确说明：“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人天眼目》)
临济还有四喝：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断绝一切分明；二喝如踞地金毛狮子，破斥众魔；三喝如探竿影草，检验学人；四喝喝第一喝以外的任运无作之喝，为临济一喝的妙处。
临济禅风是互换为机，盖以师徒互为主客，间现俊机之谓。《五家宗旨纂要》说：“临济家风，全机大用，棒喝齐施，虎骤龙奔，星驱电掣。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捏持，卷舒纵擒，杀活自在。扫除情见，迥脱廉纤。以无位真人为宗，或棒或喝，或竖拂明之。”临济家风，机用峻烈，似指挥百万师旅之将军，如以铁锤击石，现火光闪闪之机用。所以《五家参详要路门》说：“临济宗战机锋”，自古又有“临济将军，曹洞士民”之称。总之，临济宗接引方法，灵活多样，单刀直入，机锋峻烈，对学人剿情绝见，使其省悟。
临济宗思想的特点有：
①“心佛平等”，“自性是佛”。他说：“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得者便得，无历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强调“一念心”，但莫外求，“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②提出做“真正学道人”的主张。他说：“真正学道人，念念心不间断”，“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不受人惑”，体验“无住真人”的境界。
③提倡“立处即真”的自悟。认为佛道“触目皆是”，只要“处处不疑”，“随处作主，立处即真”便“无不甚深，无不解脱”。把禅与日常生活行为更普遍地联系起来。他有诗描述这一思想说：“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虑亦无忧。”
综上所述，可知作为宗派的出现、形成和繁荣，除去般若、佛性两大义理前提之外，必须强调三点，一是宗门作风，即禅法宗眼分明；二是门庭施设，即理论结构独特；三是必须有依据上述两点来传播本宗思想的得力传人。以这三点来衡量当代禅学思想的发展，可以看到古今虽有差异，但要道不可或少，具备这两点的，较易形成派系，不具备的，则散乱易为湮灭。
近代中国，虽佛教衰微，与国家民族同难，但仍磨炼出不少优秀高僧。其中太虚、虚云、圆瑛、明真、印顺、明旸、真禅、茗山、本焕等均为出自禅门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人物。诸僧之中，尤以太虚至今给人印象深刻，盖因其所提出的“人生佛教”，成为一面旗帜，具有广泛持久的意味。但由于太虚大师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社会鼓动工作用去很多时间，难得古代“参禅悟道”的兴致，禅法宗眼、门庭施设，则皆属无从谈起。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特征出现了。“人生佛教”这种旗帜性的有号召力的高度概括禅法要义的提法，则成为创立门户的一条途径。
简 论
作为山头、宗派，特指身为教徒信众者以禅学思想影响到社会从而产生一定作用，形成相当人群之共识的社会现象。从中国海峡两岸来看，从僧俗两界或四众弟子来看，目前都有这样的倾向。尽管尚未形成成熟的宗派，但是可以说已经初步形成山头，正在发展各种不同的宗乘、宗风，杰出的领袖人物也在涌现。
大陆方面，出家众中比较成功的是由河北净慧法师倡导的“生活禅”。此外还有河南永信法师提出的“武禅”或“拳禅”，上海觉醒法师施行的“都市禅”等。在家众中，则有赵朴初居士几十年力倡“人间佛教”。近年来有吴立民居士反复阐述“祖师禅”，虽无自创名目，但也有部分追随者。
台湾方面，就目前所知，出家众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佛光山星云法师的“佛光禅”或“星云禅”。法鼓山、灵鹫山、中台山也不甘其后，建树甚多。在家众则另有新意，数十年来有南怀瑾先生推动禅学走向民众，有耕云先生的安祥禅影响广泛。李元松先生的现代禅虽不了了之，也算是昙花一现，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尝试。
以上诸家，只是当代山头或未来宗派的一部分。作为历史潮流，仅有这几家还不够，影响力也还不足以推动整个中国佛教。但其发展趋势不容忽视。为便于阐述未来趋向，先将表现突出者的现状就笔者所知所识做一叙述。
1.生活禅。
生活禅于1993年创办于河北柏林寺，目的是试图在众多的佛教修持法门中选择一种既能达到明心见性、解脱生死的终极目的，又能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环境的修行方法。宗旨要点是“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强调“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真正造就法的人格，实现佛教“利乐有情，庄严国土”的崇高目标。
生活禅是净慧法师提出和主持的，他在生活禅夏令营中发表了一系列禅学开示。紧紧地扣住了禅与现代生活这一主题。同时，生活禅又是一种群体，在净慧法师的感召下，许多法师、学者也来参与讲座，揭示主题，构成了生活禅丰富多采的内容。
由于“生活禅”产生于古老的临济宗祖庭，赵州从谂禅师所在的柏林寺，与传统的呼应十分自然。基于传统而与现代结合，表现出大陆佛教迫切走上现代化道路而达到化现代之目的的强烈愿望。生活禅夏令营在社会上影响逐年扩大，入营人员逐年增多。净慧法师指出，这种现象说明了三点：
一、佛法的生命是强大的，常新的。佛法是不会过时的，它永远是现代的。
二、我们的社会需要佛法，佛法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给人的心灵带来宁静和快乐，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生活禅的提出是契理契机的。生活禅把佛法的现代化和佛法的化现代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较适合现代人的根性，易于被人们所接受。
可以说，生活禅已形成了一定的宗门作风，即禅法宗眼，既有传统的“平常心是道”、“无门关”、“吃茶去”、“庭前柏树子”、“念佛是谁”等公案，更有“生活中有禅，禅里有生活”的现代警语，发人深省，促人上进。在门庭施设方面，主观意识逐年增强。现在博采众长仍是主流，独具一格的东西正在努力创造出来。当前柏林寺新任方丈禀承长老法旨，发扬光大，后劲充足。如此一届届办下去，则有全面创新的可能。
2.星云禅
同样是出家众，由于历史及社会背景不同，台湾的星云法师则开创“星云禅”更早，具备更雄厚的实力。星云禅是星云大师在开创佛光山事业的过程中创立的。1951年，星云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1968年开创佛光山后，发表大量演说，出版了大量的《演讲集》、《怎样做个佛光人》、《星云禅话》以及《星云百语》等。“星云禅"的命名，是笔者从《星云禅话》中节录的，或许比较更能突显其个性。
星云禅的宗旨，已成为佛光山的宗旨，即“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济福利社会，以朝圣净化人心。”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星云禅强调要有十种性格，即人间性、大众性、文化性、教育性、国际性、慈济性、菩萨性、融和性、喜乐性、包容性。
星云禅与传统相似之处在于创立者的人格魅力，星云禅具有类似“阿毗达磨”的特征即所谓“对法”，“以阿毗为能对智，达磨为所对境法，即以正智，妙尽法源，简择法相，分明指掌，如对面见。”
星云禅具备两大特点，一是列数，或一、二、三、四、五，或六、七、八、九、十，条分理析，层层入微，详尽到人们所未曾想，启发出人们所常望想。三五八十，较为全面，避免偏执。
二是警示，精辟醒目，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深入哲理而化用哲理，亲切感人，趣味隽永，例证生动，启迪深刻。例如，“星云百语”，每一则都很口语化，饱含人情味，同时深富哲理，娓娓谈来，引人入胜。
星云禅是否能开立宗门，关键也在于能否通过培养传人，保持自己的宗风特色、门庭施设。目前星云门下有一批学僧，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在自觉地秉承师风方面，当不乏其人。
（以下评述3武禅或拳禅，4都市禅，以及南怀瑾、吴立民、李耕云、李元松诸家。因终未完稿，暂付阙如，深表歉意。希望与会之际，能向诸方家面陈，以求赐教。）
……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海峡两岸佛教山头正向着21世纪崛起。
从宏观角度看，民族兴旺，国家昌盛，经济繁荣，人文发达，必然推动佛教中兴。这是佛教史上屡见不鲜的史实。而此中兴之佛教，必非因循守旧之旧佛教，而是革故鼎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的新佛教。佛教之新，不在于根本教义之新，根本教义是如如不动的，佛教之新，在于传播理念、传播形式要适应时代而变化。其理念应是将传统结合应用于现代。如“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个老传统，行之于当代，与环保、人权诸种最新的话题也可以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了佛教理念的前瞻性，而且丰富和充实了传统观念的内涵，便于现代人理解和接受，绝非牵强附会。其形式应是借鉴二三百年以来世界上其他宗教，在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相应创造的组织方式、传播方式、运作方式，使信众喜闻乐见，觉其新生而非迂腐，觉其先进而非落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达到化现代的弘法目标。
从微观角度看，佛教新宗派的出现，需要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虽然没有一个宗派不想兴旺发达，但是如何才能兴旺起来、发达下去，却需要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特别是把握创立宗派的关键。佛教中兴，除去外部的条件之外，还有赖于佛教四众弟子、僧俗两界的共同努力。这个“共同”，是和而不同的“同”，是存小异求大同的“同”，各家各宗各派异彩纷呈，是不可阻止的，也不应阻止。大量山头宗派的涌现，才是中国佛教繁荣发展的最佳趋向。无论新山头新宗派出现什么特色，只要不是堕入邪道，都应受到鼓励。即便是有分歧、有争辩，也会在相互促进中实现中国佛教的总体发展。
小 议
我在上文中提出：“中国佛教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弘扬释迦牟尼宣法布道四十年孜孜不倦的精神，摒弃类似僧官制度的官僚化、世俗化倾向，不盲目追求形式上的佛教‘大一统’”，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中国佛教自明清以来，累受桎梏，正如著名学者谢重光所述：
“明代僧官制度更为严密、更系统化，从中央到各府、州、县，建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系，并把僧司机构推行到青海、新疆、云南、西藏等边疆地区，从汉传佛教推行到藏传佛教中。各级僧官有明确的品阶、俸禄规定，僧官的铨选任免成制，考课有常，迁转有序，衣饰伞盖有别，在在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代特点。其中央、府、州、县的僧司分别称为僧录司、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中央僧官有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府、州、县僧官分别为都纲、僧正、僧会。
清代僧官制度大体沿袭明制，略有损益，较有特色的是在僧官中实行了正副印制度和候补制度。另外，明清两代在西北、西南等藏传佛教地区实行‘番僧僧纲司’制度，自成一个独立体系，成为明清统治者对该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的工具。总之，僧官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职官制度，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至中华民国成立，才被废除。”
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僧官制度，但是一千五百多年僧官制度的影响也并非彻底灭绝，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仍然做着大都纲、大僧正的梦。某些不合理的制度，也刺激了个别人尚未减退的世俗的争名夺利之心、擅权作威之念。这些都是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隐患。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期阶级斗争理论笼罩下的岁月里，中国佛教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同样被扭曲成阶级斗争的对象或工具，或者说既是对象，也是工具。佛教几乎失去了超越性、解脱性，同时严重脱离了民众，失去了抚慰人心的基本社会功能。对这一点如果缺乏清醒认识、冷静分析，就无法明白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从什么地方做起。
换句话说，应让佛教做佛教该做的事。
为了落实加强佛教界自身建设的五个方面，赵朴初同志曾经提出如下措施：
(1)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修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寺院负责人要身体力行，领众熏修。
(2)人才建设：各寺院向各级佛学院输送合格人才，各佛学院坚持以戒为师，从严治校，实行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方针，培养合格的佛教人才。
(3)组织建设：就是继承和健全寺院丛林制度。凡有条件的寺院，要建立和健全两序大众按期推选或礼请住持制度以及住持到期退位制度，住持对班首、执事请职，重大寺务由民主议事等丛林僧团制度。选任住持、班首执事，要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坚持爱国守法、具足正信、戒行清净、作风正派、具有一定办事能力的条件。[6]
以上措施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是问题也很突出。其中重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调动各个山头的积极性。如果各个山头真正认识到自身建设对山头兴衰存亡的重要性，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新动力。
中国佛教各个山头都应该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一不争名二不图利，踏踏实实地置身于普通民众、服务于普通民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天师”，以教化成正果。让党和政府放心、让老百姓开心、让四众弟子顺心、让释迦佛祖安心。
不要怕山头林立，不要怕宗派涌起，只要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特色越突出，生命力越旺盛，对地方的贡献就越大，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形象而言就是真正的繁荣。涓涓溪流只会为每一处都市乡村增光生色，当他们一同汇入滚滚江河时，神州大地会因此变得更美好。
我曾经公开发表文章[7]指出：“从中国的现状来看，人口众多，而且文化、修养、素质差距极大。在政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极需要建立一种以共产主义教育为主导的包容多种规劝形式的庞大的多层次的教化体系。应该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意义的对‘教’的解释：神道设教、巡民教化。以期对整个社会的心灵整合起到润滑和调节作用，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取向的各类人的各方面的精神的和心灵的需求。”
我同时认为：“出家人，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应该是政治观点鲜明、宗教立场坚定、文化修养出色、奉献精神彻底的杰出人物。出家人要具备常人所具备的学识本领、学历、学位，还要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戒行悟解、法腊法愿。在中国，若有十位海内外知名的大德，百位教化一方的高僧，千位定慧双修的僧众，佛教何愁不兴？而且洋洋13亿人口之中，出现这样一批人物又有什么不好？”
我祝愿中国佛教正本清源、扶正祛邪、固元培本、稳步发展，我祝愿每一座山头在地方的理解和支持下枝繁叶盛，我祝愿早日见到成熟的宗派诞生和壮大。那将是中国佛教与中华民族一道迎来伟大复兴，真正重振钟鼓的时刻。
2005-12-1发表于上海
注释：
[1]《周易六十四卦浅解》,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3月
[2]《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3]卷七亡僧板帐式条
[4]《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一（本）云（大正45·249c）
[5]汤用彤,《论中国佛教无十宗》（摘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1册）
[6]《法音》1993年第12期。
[7]《中国宗教改革刍议》,发表于1997年《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 ·宗教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