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九华

抱愧九华

近年，参学在外的我，每当忆起自己初入佛门的圣地九华山，常无端升起遥远的惭愧之心来。

为此趁着今年初春回家乡办理新身份证的机会，我特地回了一趟莲花佛国。

二月的阴冷，让九华山卸下了旅游季节的一切装点。它在慵懒之余陡然的一个呵欠，便让氤氲雾气和绵绵细雨不经意地遮掩了这里的诗情，也淋损了仅有的一点萧索画意。也许有人会以为：烟雨迷蒙岂不是另一番风情？殊不知，那是只能远眺的景致，若身行其间，很难谈得上有多少的美了。光滑陡峭的石阶水淋淋得无法落脚；山风随时掀起雨帘将你扑个正着，派不上几分用场的雨伞雨衣都成了累赘；再加上能见度太低、呵气成霜的寒冷又使得拿相机的手哆嗦个不停，拍出来的照片几乎没有中看的；要命的是，连佛前陈列的线香也都泛着冰冷的潮意，好不容易在红蜡烛上燃着了，插进香炉后，没等你转身就熄了个干干净净。除了零星的几个专为朝拜而来的身影之外，整座九华山都沉静在冷冷清清而又沉重的云潮之中。

在这份近乎孤寂的情境下，平日里的世俗喧嚣被不紧不慢地沁熄。天地之间，只有一片云遮雾掩的混沌，一片云隔雾断的无奈，滚滚红尘已经无力而且也没兴趣飘上山来。而云海中的思绪则往往是异常的纯净，异常的专一和异常的广阔。九华山，它作为佛教圣地的气质，才在这淅淅沥沥的氛围中慢慢地流泻而出。

走在长长的山道上，听着清脆的足音，我再次想起一千三百余年前的那位新罗国的王子来。

记得当初的我，是怀着一份纯净的虔诚而告别俗世的。出家后又求学于九华山佛学院。我曾经在金地藏宴坐过的东崖静憩，于松风竹涛中感受心月孤悬的自在；我亦顶礼过他因长年拜经而于花岗石上留下的微凹的足迹，为那份坚忍的刻苦而震撼；常逢周末，我还与几位同学相约早斋后由甘露寺出发，沿石阶三步一拜前往肉身宝殿，每每于极度疲累之际，身心顿获少许之清凉……此等经历，我都相信自己是与唐朝的那位苦行僧人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乃至于无限的崇仰中依稀窥见了他瘦削的身影，清癯的面容，睿智的眼神……

依佛法的观点，末法时代的我，尽管业障深重，却也因此而该算得上有一点善根福德吧！而我也曾一度因此而自信有余。逢人问起，都会不假思索地告之：“我来自九华山。”仿佛莲花佛国是一片巨大的磁场，令云游在外内心少具虔诚之力如指南针的我，在不自觉中将归宿感的源头和方向偏向了它的怀抱。

只是，今天再一次面对金地藏的肉身宝塔时，扪心细察，我的身心世界其实和他――不，应该说他所象征的佛法之间竟然有着一段似乎历历相望实际上却无法跨越的断层。或许这是我抱愧之情的缘由也未可知。

据山志记载，九华原来为道教圣地。东晋隆安五年，僧人杯渡“筑室为庵”于化城峰下，为佛教传入此地之始，另一僧檀号在开元年间，于山中腹地筑寺，名为“化城”。当然，这些只能算是星星之火，山川林木在耐心地等待，等待着一位开创九华山佛教伟大事业僧人的到来。

唐初，新罗国王氏属降生了一位王子名金乔觉，成年后“项耸骨奇，身长七尺。而力倍百夫”，游心诸多汉文书籍之余，专注于由唐传入之佛典。二十四岁那年离开宫廷，出家为僧，法名地藏，曾谓：“六籍寰中，三清术内，唯第一义与方寸合，”………“涉海，舍舟而徒，睹兹山（九子山）于云端，自千里而挺进，披棒援蕌，跨峰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阴而宽平。因素愿写四部经，遂下山至南陵，有俞荡等写献焉。”此后，绝迹深山，栖息于东崖峰西侧之石室中。一次，他入于禅定中，“曾遇毒螫，端坐无念，有美妇人作礼奉云……小儿无知，愿出泉以补过，应视坐石，石洞潺潺，时人谓九子神焉。”又有地方长者诸葛节率众游玩，“山深无人，云日虽鲜明，居唯一僧，闭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唯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群老投地号泣：‘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过已’”。众人计议于当年檀号化城寺之基地上为其重修一座寺院，山主闵公乐愿供养、当询问需几许地时，和尚谓只需一袈裟所覆之地足矣，将身上所披袈裟凌空展开，罩住了整座九华山。闵公五体投地之余，逐将整片九华山权作供养以为道场。

大伽蓝建成后，四方行者云集，九华山渐具佛国气象，供养亦日见困难。地藏比丘遂率众开河挖渠，垦荒种田，乃至不得不用白米食之，营养的极为缺乏，使得僧众们皮肉相连，形容憔悴，时人呼为“枯槁众”。

九十九岁那年，地藏比丘入灭，时“山鸣石陨……寺中扣钟，无声坠地……堂椽三坏。”尸身跌坐石函，“经三周星，开将入塔。”“颜面亦如活时，舁动骨节，若撼舍锁。”因经云“菩萨锁百骸鸣矣。” 后人便认定其为地藏菩萨之应化身，供养其肉身灵塔之南台峰，因常有神光，被呼为“神光岭”……

一路梳理着金地藏的有限史科，幽幽的钟声在前方蓦然响起。猛然抬头，肉身宝殿早已隐没在身后的烟雨中，前方不远的山巅，一座城堡式的建筑正巍然屹立，默然地等待我的来临。

它就是百岁宫。

百岁宫的闻名，源于寺里供奉的另一尊肉身。

明万历年间，一位名号无瑕（又名海玉）的北方僧人至九华山，于一狭小石洞中恒时静默禅定，以黄精山药等为食，每隔二十八天，他刺舌血调银朱濡笔，抄写八十一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直至一百一十岁圆寂，等到被发现时，洞中他物皆已朽坏，唯余血经肉身，完好无损，后人便在些建寺供养。

某年，无明山火顺风势向寺院席卷而来，僧人们全体出动，却丝毫撼不动这尊瘦小的身躯。风愈急，火愈猛。众僧泣跪哀求，刹那间，那似乎仍在禅定中的老人猛然平举双臂，山火顿熄，寺院得以保全，老人的双臂也永远保持这样的姿势了。由此神通，人们坚信他是地藏菩萨的又一次化身。

崇祯三年（1630年），无瑕被朝廷敕封为应身菩萨，百岁宫也成了九华山另一香火鼎盛的所在。

金乔觉和无瑕禅师二人的相似之处很多，比如，他们都远离红尘，修的都是常人无法想像的苦行，过的也都是清寒至极的生活，也都示现过种种神迹。而且后辈学人无力企及也无法揣测的他们同一鼻孔出气的内证境界被他们以精神化物质的方式作了最直接的诠示――通过精勤禅定而转四大假合之身成金刚不坏之身，后人除了将他们共同地与经典中的地藏王菩萨联系到一起，似乎也没有更高更好的方式来表达仰慕之心了。

事实上，这两位相隔六、七百年的伟大僧人的相继出现与响应，仿佛于无言中昭示出这样一条潜规则：汉传佛教虽然有着广大而强硬的法脉承袭传流，但真正意义上的心灯延续，则依附于源自深度宗教体验的正知正见信仰之接力，而这向来都是仰仗极少数精英人物的孜孜寻觅和艰难荷担。况且，这种灵性层面的感应道交常常突破时空之阻碍，与世俗观念中的师徒名分更是毫不相干，譬如六祖之于永嘉，憨山之于藕益、又之于虚云等等。只是，由于个体生命力量的短暂和微弱，这种建立在自觉自证基础之上的信仰承传往往不绝如缕，甚至伴随着承传者个体生命的终结而停止，还有一部份则随时代迁变而逐渐被异化变质。

一个修道者，为了增上内心的信仰，寻求古圣先贤们的宗教体验，需要诵读佛经论疏，需要反复思维、有所取舍，更需要旷日持久地修习寂止与胜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种心路历程，注定是艰辛无比的，因为他的对手就是他自己；倘若能值遇过来人的点拨指引，则很有可能一日千里，但这类因缘渺茫得接近为零，绝大部份人都只能凭一已之力闯出一条荆棘之路来，其间，虚掷光阴和精力是常有的事，头破血流、心灰意冷在所难免，但是，只要稍有进展，便有烦恼减轻，习气克服以及清凉与法乐获得等种种心灵净化之功效。此时，再回望曾经的艰辛，艰辛也就不再名为艰辛，而被称为逆增上缘的灵性资粮了。由此进度的日渐深入，他逐渐树立了一种极具个人生命体验特色的内证之信仰，但这种信仰并不是孤立的，往往与某一在世或不在世的前辈大德灵犀相通，遥相感应。这种相通和感应是一种对等的收获，让他收获了前人的精神成果同时，也让前人收获了他本人。唯有他是真正读通前辈著作之人，也唯有他才理解前辈当年的生存处境、生活方式和心路历程，甚至唯有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和表达出前辈的慈悲和智慧来。因为他，前辈所留下的文字，当年所坚持的苦行，深秘不为外人知的修证境界再一次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读，从而再一次获得了生命；正信佛法的延续也就在这种灵性层面上的同响共鸣中获得了承担，犹如高山流水，难值难遇。而且，修道者的这份内证信仰既具有浓厚的传承意味，同时又有极大的自由性，随着它修证内核的坚固增上，修道者的内在自由也就更加拓展，越趋向成熟，信仰的精神结构也就越加个性化，在愈贴近与自己灵犀相通的前辈导师的灵性深层面的同时，它的外延却更加的广阔和多元，从而对于诸多前辈们的灵性遗产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和融通性。从博我以文到约我以礼，再到海纳百川、气吞万象，从顶礼膜拜到小心贴近，再到打成一片，混然天成，教证二法的实际承载至此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和圆满。可见，再规模宏大，印刷精美的经书丛刊，再络绎不绝的朝山人群也无法替代这样一颗信仰成熟的心灵。

可惜又可叹的是，这颗信仰成熟的心灵是与这位修道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而纯属内在的灵性体验的圆满大成通常都在修道者们的晚年，伴随着他的逝去，他的内证功德也就因为隐没而无法被接班人把捉，从而逐渐被异化了，异化在他遗留下来的种种资料的皮相之上了。

后辈们起来了，他们又必须重新开始，听闻、阅读、思维、修习，一点点地自我汇聚，又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再还要一层层地自我突破，同时还要从诸多的前辈之中一个个地寻访和叩问。其实，也就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文字等资料以及相关的传说中去探寻他们的内心而已；期望着通过学习前辈的言行去体验他们当年获得的修行觉受；也祈盼因追随前辈的修道方式捕捉到亦能令自心灵性于瞬间得以提升的石火电光之契合点。但这往往都流于事相上的勤作，甚至沦为拙劣的模仿，模仿一种生活方式，模仿一段生命历程，模仿一种奇特的修行方法，相当于让身体、语言和心灵去贴近一个完全异己的灵魂，越是努力就越成隔膜，越想接近却反弹得越远。有时，因为过度勉强而疲累不堪，以至于最初的那伤盲目的虔诚或虔诚的盲目于山穷水尽之时迅速滑坡，身心陷入极度失落的境地而无法自拔。灵性资源的双向大浪费，亦莫过于此了。

由上可知，古今修道人之所以行遍天下参学十方，无非就是为了寻找一位能够指引自己走向提升的在世或不在世的灵性导师，一位点迷成悟的善知识而已。只是时至今日，挽救众生慧命的佛法正信之承担延续乃至它的悲哀都是同样的沉重。我在面对着这尊似乎仍在深定中的肉身时，只能再一次地合掌抱愧：“弟子愚痴，走了十几年的弯路，交了白卷，辜负了您的示现……”

因为出家至今，我仍能保有少分的虔诚，尚未堕成“佛教油子”，庆幸之余自不免有点欣喜，只是这份虔诚在十几年的修学之后，几乎没有看见多少增上的迹象，于是乎，欣喜的阳光总会被沮丧的阴雨一遮不现。

对此，我不会为自己的懈怠开脱，更不会用“业障深重”四个字来作名为呵责实为遮掩的表演，那样至少会让我为自己感到恶心的。我想，是该要作一番冷静检讨的时候了。想着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我走出了百岁宫。

站在出家人也是人的立场来看，任何一位闻思佛法多年，见思烦恼仍未断的凡夫僧人，其心相续中，自会存在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理智上，他或许已经确信身语意的一切勤作均为开发本具的智慧功德，必须籍精进来转烦恼断习气，而长劫沉迷至今的等流，使得懈怠放逸的心态随时都有可能抬头。尽管他知道不能迁就烦恼恶习，但由于出家日久，初发心的热情早已消退，修学路途上一再出现的一波三折和无功而返，日积月累后自会引发信仰上的疲劳，从而导致面对自我改造之课题时出现的极度不自信。无奈之余，最后的努力就是将残余的一点虔诚要么依附到外在的佛像和经书之上，要么寄托在生后的救拔超度之中，当下心相读的调整和校正，实在是没有耐心，也没有力量去操作的了。

由此，逻辑严密的教理论证因为繁琐而被闲置，细致入微的止观修习也由于耗时而遭淘汰，至于转凡戏圣的智慧抉择则因其超越是非而导致了不辨是非。于是乎，一切经律论被语焉不详地归结为最原始的礼拜，祈祷、诵念以及妄念不生之中，佛法修学，被定位在一种经“理智”打造后的高级蒙昧层次之中；“道在日常生活中”“一切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等第一谛的文字被偷换成了选择不求上进、任性逍遥生活方式的借口，在应对外界偶尔漏进来的诘难时，这类的文字游戏亦能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在世俗眼光中看来，佛法是既博大精深又平易近人，佛教中人不愧极高明而道中庸。

其实，这种自我开释和自我卫护，是凡夫宗教性格上的机智，也是凡夫宗教性格上的狡猾，其中注重圆融的汉民族尤甚：再高深的义理也可以淡化为一种闲情万种的生活方式，并且与最简单直接的宗教仪式融为一体；这当然不是真正的通达和无分别，只能算是极大的方便和适意。他们既然不能将佛法落实于自身，又需要勉力荷坦一份如来家业，便由被动而主动地站在社会人生的边缘地带，以不变应万变地来“自觉觉他”了。籍此，他们承载了佛法的形象，久而久之，他们便将这种承载当作了自身的形象，虽然自知早已偏离了佛法的实质，但在习以为常后也就以偏离为自己的实质了。如此的混沌，如此的圆融，成了汉民族宗教人格山水中一处云雾缭绕的山谷，尽管视野逼仄，也无法施展手脚，却也因幽深而少得文化探险者们的涉足。至于他们稍带勉强而选择的达天知命、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却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世俗社会因之仰望他们的生态距离与心理距离。

长此以往，群体性的宗教人格日趋封闭暗淡，水边林下、晨钟暮鼓，佛法修学成了日常生活的花边，自圆其说的精神提升和“不二法门”的流传导致了普遍的沉沦，原本作为精神指标的古圣先贤们也沦落成了闲淡时的话柄，佛祖心灯的传续，自然演变成为法卷的交接。

再也听不见灵性的感召与共鸣，只有零散无稽的传说流淌在檐下田间。

再也看不到沉静中的反省和疑问，只剩下衣食住行的计划乃至柴米油盐的困扰。

再也没有了舍我其谁的勇气和承担，只看见林间的徜徉身影和田园诗般的生态意象。

像是觉悟后的超然，实则为无奈后的麻木――确切说应该称为麻醉。

佛法的宣扬，也由此日益地暧昧，只剩下曾显露神迹的山水遗址，无法考据的历史传说片断，人神不分的祖师大德，如写意画般地，被煞有介事地涂抹在汉传佛教历史的画册上。

由自我而及群体，由现前而扩展至历史，这是一直走向山谷又冷又累的我所始料不及的。似乎再深入下去，就该要思考一下正信佛法的入世本怀以及凡夫立场的佛教信仰需求二者之间的关系了。

就信仰本身而言，前者源于清净无染的圣者之心，后者则是杂有染污颠倒的凡夫妄想；但它们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象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名词概念为它们所共同运用，二者的起点和底线也都是人伦的善良；而且，它们之间常常发生互动和互补：通过闻思修，会有人从蒙昧走向理智，反之，弘化之风所及，或许能令原本拨无因果的心灵生起朦胧的皈投之感来。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它们二者之间横亘着一段落差巨大的断层。正信的佛法否定了偶像崇拜和祭祀，以及诸多的世俗欲求，也不赞成依神通感应来接引人，它以慈悲为前提，指导人们通过克制私欲，破除我法二执而开显内在的智慧，由自我觉醒而踏上远离一切苦厄的涅槃境地。较之着眼于现世利益，寄希望于他力拯救的泛神崇拜之凡夫信仰需求，正知正见的佛法实在是一条光明大道。不过“慈航本是度人舟，奈何众生不上船”，众生无明的悲剧也正在此，尽管由严密的辩论彻底破除了万物的实有自性，但人们却更乐意崇拜那神佛不分的泥塑木雕；若经持戒、习定和修慧之次第，人人皆可渐获清凉与解脱，但凡夫的私欲总企盼仰仗膜拜与供养之力就能有求必应、万事大吉；尽管你强调行深般若，降伏其心，他们偏津津乐道于神通、感应、特异功能，梦境……正信佛法所面临的对立面，恰恰也就是它所度化的对境：凡夫的烦恼障和所知障，明知其谬误颠倒也难以直接矫正和净化，只能采取迂回迁就之策略。

而站在无明众生的心态来看，佛法若能为其接纳与欢迎，必须首先具足能让他迅速获得诸多现世利益的“功德”（功能），至于“苦集灭道”，“十二因缘”等教理，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结果也就始终不懂。为了不令这些――其实是绝大多数的无明凡夫对佛法因反感或畏惧而断其善根，顾虑重重的历代高僧大德不得不施设种种不了义法门，以“欲钩牵引”的方式“骗”取众生入信仰之门，如此预见了众生业障不可思议的同时，又不得不“将佛法送人情”地开方便之门，可以想见他们的悲心与艰难，亦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忐忑与挣扎，至于正知正见的宣演和延续总是在广种薄收的理念下举步唯艰、勉力支撑。由于流传于世的大多是羼了水或变了质的相似佛法，受其浸濡，绝大多数的人初生信仰之时，所接触和建立的也主要是这类鬼神化和功利化的教化内容了，因而导致了弘化程序中的恶性循环，使得流通于世的佛法日益丧失树立正知正见之功能，最终沦为满足现世俗欲之工具，教法的隐没也就势所难免。

倘若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结果，就是本欲度众生的诸大贤圣们被所度的众生们拉下了云头，重重业海淹没了智慧灯塔，这个结论听起来出人意料，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例如金地藏和无瑕禅师，自从被认定为地藏王菩萨的化身后，他们便和经典中的那位等觉菩萨时而为二、时而为一了。在历史身份的确认上，人们通常正是将他们当作九华山上曾经出现过的两位祖师级人物，而在信仰需求抬头时，他们也都化作了能够赐予一切所求、近乎全智全能的膜拜对境了。就心理距离而言，较之那些远在佛国净土的诸佛菩萨们，将皈投之心寄托在历史上曾出现又已被认定与诸佛菩萨们同一行列的那些伟大人物的身上，这份虔诚似乎会因为时空的有限而在认知上更加亲切，由于亲切，自然就会确信其更具保障性了。至于这二位大德的内心世界、宗教修行体验、人生目标与追求，不会被多少人引起兴趣去过问和讨论的，再加上关于他们的史科记载过于简略，而与他们相关的民间传说却随着年代的累积日渐丰富庞杂，从而使得他们身为一代祖师的对于后辈学人在精神层面的感召力逐渐褪失，而令他们脱离历史真相的神通功德却一再地被附会上了身。结果，原本生在人间、厌离红尘的苦行僧人蜕变成了法力无边高高在上的菩萨――不，与其说菩萨倒不如说是神祉更确切些。

由历史人物化作了信仰的符号，这两位大德的宗教人格魅力自然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全能的“神”性了。就正知见的角度来看，这不咎是他们精神生命的悲剧，或者说是他们的第二次圆寂。此等过程，也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佛教由正法向像法乃至末法演变的趋势和流程来。

当然不能昧着良心指责前辈，明明败落了家业，岂可推卸责任于当年创业及辉煌的老祖宗，但也不能用“众生共业”来寻找台阶，而且它为什么偏偏让你我共同摊上呢？今天，我们的处境固然艰难，可是古代的大德乃至佛陀又何尝轻松？既然身为当代青年僧人，肩上承载着的是因庞大驳杂而沉重的传统佛教以及佛教传统，而面对的却又是注重实利、个性张扬、瞬息万变、信息浪潮铺天盖地的E时代，除了在自身定位这个问题上需再三斟酌、慎重决定之外，实在该在惭愧之余，再问一句自己：解救一切众生的佛法，它的自救之路，该从何处起步呢……

不知不觉地，暮色如同从天际缓缓泼下的染料，一点点一片片地渗透沁染包围下来，天地间只剩下浓淡不一的阴暗斑驳和刺骨的寒意。明与暗的交接亦是如此的混沌，如此的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