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六祖原来不读书》辩

 

  古人有“文以载道”的说法,大抵“道”的传播需要以语言文字作为传载工具。但是,语言文字毕竟是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本身具有着特定的局限性。因为,“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魏晋有“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禅宗有“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说法。而且,笔墨官司永远没完没了。倘使,“理越辩越清”倒也罢了。怕的就是,反驳一方并没有读懂对方的意思,自己立了一个虚幻的靶子,并且自认为是有的放矢,振振有辞,掷地有声。吾辈皆为学佛之人,或许,境界诚有不同,领悟诚有差异,思想诚有分别,为文诚有可商榷之处,但未必至于“论证既乖、结论更谬”。而且,笔者只是写一篇学佛的感悟文章,未必至于有意要传播谬论,贻误众生。既然同为学佛之人,当有互相提携之情,当有互相宽容之意。“非禅”兄之《读<六祖原来不读书>后》,颇有护教的姿态,甚值褒扬。但对笔者误解甚多,故讨教之,商榷之。但愿,光扬“为学切磋之道”,而非显豁“口诛笔伐”之能事。
  笔者首先阐明撰写《六祖原来不读书》这篇文章的本意。在读《坛经》乃至慧能师祖之传记时,想到很多普通的信众,因为觉得自己没有文化,从而削弱向佛的信念。故而,有意作一番梳理,以廓清迷雾。不想,一石激起千尺浪,且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倘使,真能激发学佛之人对该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反省,倒也是一件幸事。
  “非禅”兄归纳笔者原文的思想,实在不能让笔者信服,且看:“全文大致的意思分两大段:(1)摆事实:六祖,伟大。六祖没读过书。和六祖打过交道的其它人读过书,他们不及六祖。不读书与禅宗意旨契合。还有很多伟大人物没读过书。 (2)讲道理:对佛教的智识不能带来佛性。有智识的人,往往难悟,无智识者,只要恪守良知,就会离佛性越来越近。”(见《灵山海会》第二十六期《《读<六祖原来不读书>后》)
  对此,笔者需要澄清的是:首先,针对(1),“非禅”似乎一定要误导他人,混淆视听。好象笔者认为,不读书就比读书的好。“非禅”应该有逻辑学的基本知识。笔者并非在文章中进行不完全论证,而是通过六祖以及其他的例子进行反证:并不是读书了,就比没有读书的,更能够领悟佛教的般若智慧,乃至世间的“大道”。笔者从来没有说,“不读书与禅宗意旨契合”,实在是强加人意。笔者所要表达的是,读不读书与领悟禅宗的意旨,并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仅此而已。读者诸君可读原文明鉴。其次,针对(2),笔者则是说,有智识的人,不一定能够有“觉”有“悟”,从来没有说“有智识的人,往往难悟”。笔者相信一个有道德的人更可能比一个有知识的人契悟佛性,但是,笔者承认,道德意义上的“性”(良心)与“佛性”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很奇怪,笔者所要表达的相对意义上的话语,到了“非禅”那里,就成了绝对的独断。
  再看,“非禅”对于笔者论证上的指责。因为,他已经误解了笔者的中心思想,所以,他指出的“不读书与伟大毫无逻辑关系”,实际上,是在替笔者的论证作补充说明。非禅又云“六祖不读书吗?”,一定要推翻笔者的“六祖原来不读书”。“六祖”读不读书,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六祖是何以成佛的。六祖在不读书,不识字的情况下,也能成佛,说明了我们发愿成佛,一心向佛,立地成佛的重要意义。“非禅”难道还要作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调查不成?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非禅”是不是需要去进行调查调查,考证考证刘邦和项羽读过书没有?笔者所使用的“不读书”只是常识意上的使用,说“六祖”是个文盲,不识字的人。“非禅”真是有趣,他一定要在“不读书”上做文章,甚至还区分有声读物和无声读物。按照“非禅”这种“认死理”的精神,倘使六祖拿着经书,然后瞄了几眼上面的字,虽然他不认识字。那么,六祖“读书”就成立了吗?更令人惊讶的是,“非禅”能够从笔者那篇文章中读出“智识有碍于入道!”的结论。是笔者表达的问题?那么,还真的请“非禅”以“先进”的身份,原谅笔者这个学佛的“后进”。是非禅兄理解的问题?那么,还得请“非禅”认真读读《坛经》,然后再来进行“非禅”的鉴定工作。
  《六祖原来不读书》一文,确实存在用词上的不妥之处,也必定存在着可商榷之处。笔者希望诸多大德能够在不误解笔者的原意的基础之上,提供令人信服的批评与建议,交流学佛的感悟。在佛学的学习过程中,笔者一直是一个后学,希望得到各位师兄的帮助,也希望批评能够多发扬一点“慈悲精神”,以期“增长诸福慧,圆成胜善根”。

  附:非禅对《为〈六祖原来不读书〉辩》的回应

  为什么要批驳《六祖原来不读书》一文?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写得含混,但却反映出一种危险的倾向——学佛不立文字,反求自心,自能直趋究竟。
  六祖作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祖师,其个人行止一直被学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一种学习对标的样板。特别是他以一个文盲之身折服大量饱学之士的奇特魅力,更往往被误读为不识字使他远离种种文明的诈伪智巧、不读书使他避开种种文字的障碍歧路,乃至不识字本身被视作是一种优秀的品质。
  另一方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三藏卷帧浩瀚,法义繁复难入,更有不少宗派意见相左,辨难纷呈。于是有志于求佛的中国人往往会问:究竟什么是佛法的要义,如何才能尽快地把握其中的核心,成佛是否真的需要如此艰难、如此漫长地修持吗?有很多人致力于给出答案,而恰恰中国的哲学传统和处世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提供了一种既简单又饱含深意的解决方案——放下手中的经卷,回归自己的本原!
  于是鸿沟被逾越了,张力被消解了,一切现成,一切圆融,般若的获致在于返照自己的内心之光,波罗蜜的究竟在于发见自己本来就在彼岸。
  然而这真的是佛的教法吗?这样是发见了佛教还是消解了佛教呢?
  我的驳文正是从这两点展开的。
  一方面通过引述《坛经》中的事实说明——六祖是文盲,但并不反对文字经教。相反,他一直强调听闻受持《金刚经》对开悟的重要性。诚如印顺法师所说:“文字虽不即是实义,而到底因文字而入实义;如离却文字,即凡圣永隔!”
  另一方面,结合《六》文的有关观点对中国返本还原的思路进行了反思。这是一个展开来可以很大的题目,我也并无把握能够说好,所以只强调学佛次第不可混淆,学佛要义不可错会,建立正见为第一要务。如果正见不立就自称自证自悟,则只是相似佛法、短路的佛法、盲人瞎马的佛法。那是很危险的一条歧路,万万不可提倡。还是印顺法师把次第概括得好:“初学般若,应先於文教听闻、受持,以闻思慧为主。经合理的思考、明达,进而摄心以观察缘起无自性,即观照般若,以思修慧为主。如得离一切妄想戏论,现觉实相,即实相般若了。”
  我与石心桥先生素无过节,凭藉文字交涉而相识更是增上善缘。我的文章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针对个人的因素在内。我希望提醒学佛者的是,文字般若是宝藏,不要出于某种误解而随手弃之道旁。若是还发一通读书无用的高论,那就更辜负佛祖的深恩了。其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
  当然,学佛,我也是后学;行路,远只在山脚罢了。学力所拘,视野所限,再加上文字多有不达意之处,诸方自有明眼人在,只能恳请读者多多见谅了。
  虽然,我还是想说一下自己的学佛观:厘清佛祖的本怀,把握佛法的要义,自带眼目,依教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