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更重要
对于当代青年僧人，六祖慧能和虚云和尚，谁更具有宗教信仰上的召唤意义以及宗教修行体验上的借鉴意义？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说六祖慧能。因为按照中国佛教传统思维模式，年轻的肯定不及年老的，年老的又自然比不上已经作古的，当代的跟不上近代，近代的无法企及古代，甚至，中国古代的祖师大德又岂敢望古印度那些高僧们的项背？由此可知，“中国式前辈崇拜盲点，”不仅深入世俗社会，而且也流行于出世间的佛教。
如同佛陀关于正法、像法与末法的授记一样，依照年代来划分总体修证成就之高低，注定是站在众生共业的角度来安立的。但如果因此而抹煞了历代个别精英们的出色表现乃至于对前辈圣贤的超越，甚至引发妄自菲薄的情绪，则对于教法、教史都不咎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罪过了。
六祖慧能当然伟大，这是勿庸置疑的。他目不识丁，却留下了宗说俱通的《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是生活在佛教义学鼎盛的唐朝，当时，天台、华严、三论以及唯识各宗名僧辈出，竟相敷演，义理讲说进入了登峰造极的极高明之巅。慧能的异军突起，以通常的口头语开示佛法，变高深艰涩的佛学为纯粹朴素的平民哲学。此中，他融合发展了涅槃佛性学说与般若空观理论，系统整理总结了达摩至弘忍的禅法思想，并且广泛吸收了道生、僧肇、傅大士、慧思、吉藏、智者等东土高僧大德的研究成果，采取自由解经的方式用于上堂说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作为修行原则，强调教外别传、不立文字、顿悟见性，可以说彻底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革命，其历史功绩自是辉煌。
但是，如果依照初祖达摩大师的《二入四行论》来客观分析，慧能的禅法多偏重于理入而忽略了行入，他虽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有顿渐之分，同时又说“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故尔有顿渐兼顾的教化方便，但是综观《六祖坛经》，着重讲述的仍是针对上根人的“顿悟顿修”之理入，至于“深深海底行”的渐修行入之引导则很少提及。
时至近代 ，禅宗衰颓，由于过分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旨，将顿悟见性当作成佛唯一途径，轻视戒律之行持，忽略教理的闻思，修行方法的日趋简单以及修学次第的无法安立，导致了僧人不学无术、素质低劣，以及盲修瞎练。而虚云以及来果禅师等诸大德身体力行的不懈努力，方才使得自救不暇、奄奄一息的近代禅宗又恢复了一线生机，尽管它在整体水平上已无法和唐朝禅宗相提并论。
尤其是虚云和尚，于未悟前苦行渐修数十年，初出家时两度入山礼忏近十年功夫，后值遇华顶镜融法师方悟前咎。此后多方参学听讲，且于四十三岁之时，发心自普陀山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以报母恩，途径诸多磨难，悟得古人所谓“消得一分习气，便的一份光明，忍得十分烦恼，便证少分菩提，”“每每藉境验心，愈心苦处，愈觉心安。”
至于他五十六岁那年大彻大悟的经历，则为后世学人所津津乐道。他因“失足堕水，浮沉一昼夜，被渔夫网将救苏……至高旻，请为执事、拒不就，由于高旻家风严峻，视为慢众，于是表堂打香板，顺受不语，病愈加剧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以死为待，在禅堂中，昼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处，经二十余日，众病顿愈……以此，万念顿息，工夫落堂，昼夜如一，行动如飞……至腊八七第三晚，六枝香开静时，护士例冲开水，溅予手上，茶杯坠地，一声破碎，顿断疑根，庆快平生，如从梦醒……”上述经历，称得上将精勤禅定的“理入”功夫与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及称法行的“行入”行经统一实践互相增上的典范。
而且，他根据自己的修行经历。首先强调“用功办道首要持戒，戒是无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发慧，若不持戒而修行，无有是处。”对于禅定，虽强调“宗门但论见性，不重禅定解脱”，悟道不一定皆从静坐得来，古德在作务行动中悟道者不可胜算， 自身却常示现深入禅定，曾一定数日乃至数十日不等，既是对视静坐为唯一法门、耽著禅定者的呵斥，同时又对空谈禅理、谈玄说妙者的矫正。而且他还提醒：“悟道仅为真正修道的开始，由修而证。则神通不得求而自得矣。”这对奢求一悟便休者可以说又是一棒。最终他强调：“佛性人人具足，但不是一步可即，古德几十年劳苦修行，于理虽已顿悟，还要渐除习气，因清净本性染了习气就不是佛，习气去了就是佛。”上述开示无疑就是救治近代乃至古代禅宗流弊的一帖良药和未尽课题。
我们知道，创业难，守成更难，殊不知，在家业衰颓之际，能够力挽颓势重振家风则更是难乎其难了。但是，以虚云和尚为代表的近代诸多禅门大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否则作为后人的我们在感叹魔强法弱的同时，恐怕连复兴大业的第一步从何下脚都无所适从吧！
谈到振兴当代佛教，一千余年前六祖慧能的开创性工作由于年代遥远，并且社会文化大背景的迥异而参照借鉴意义并不明显。反而百废俱兴的近代佛教，对于当前青年僧人的感染和影响无疑是最为深刻与直接的--复兴佛法仍依赖僧宝之住持，而虚云和尚，则是近代佛教中最堪为后辈学人楷模的一位，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历代高僧大德包括六祖慧能本人在内都会在常寂光中微笑首肯的。
纯属误会
大概是大陆佛教太缺乏人才的缘故吧！而培养人才的重任现今又集中在佛学院；于是，一个怪异的现象出现了；佛学院的毕业僧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法师”。而教界的另一个普遍误会也就产生了；既然成了法师，理应当受到广大信众们恭敬供养与赞叹，享受高高在上的种种优待等等。
对照当前全国各地佛学院的招生要求估计，佛学院本科毕业僧们的普遍年龄仍在三十五岁以下，这样说来，他们还是年轻的，虽然不能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但也能肯定他们并不成熟。而读佛学院，说穿了也就主要是在佛法教理上作一些普及型的闻思而已，毕竟它的办学体制和社会上的应试教育没多大差别；而闻思，仅仅属于佛法修学信、解、行、证四个阶段中的前二者，再加上规模化的共性教育也只能作到粗浅了知，距离师资相摄的个性化深层教育尚有一段距离。所以，他们是否通过几年的修学树立了正确而坚定的宗教信仰都还有待商榷，但现今教界对待他们则未免太过看重：过早地住持寺院，担任执事；优先出国，留学深造；年纪轻轻就讲经弘法，摄受弟子……几乎每条道都不用换挡。当然，不能说其中没有做出好成绩的，但绝大部分都令人大跌眼睛：寺院管理得一塌糊涂，最终一走了之；留学归来却拿不出研究成果；讲经说法曲解佛意，以盲引盲……
佛学院充其量只是青年僧人僧格培养的第一站，但是我们却把它当作推出佛教人才的“龙门”了。
我曾经询问过来自海峡对岸的法师，他们每年从佛学院乃至佛教大学的毕业的学僧很多，但极少能够一步登天地站到住持佛法、弘宗演教的第一线上来，这固然是因为佛学院很多，教界视普及型教育已习以为常，同时亦证明他们对毕业学僧的信仰及学识能力仍持保留态度：信心未固，脚跟不点地，自度尚且无能，遑论度他利人？所以，他们的毕业学僧流向，一部分报考更高级佛学研究所，或留学研究，一部分回常住服务大众，一部分选择道场静修用功 ……甚至其中的个别人能够舍弃台湾寺院优裕的生活条件，有的来到大陆的禅宗丛林，作一名随众坐香的清众，有的深入藏地依止某位上师专心闭关修法，有的前往南传佛教的山林，跟随上座部的禅师……如此种种，才是有希望的佛学院毕业僧，如果他们都能持之以恒的话。
反观大陆佛教界，至今没有办成佛学大学。各佛学院的毕业僧也都参差不齐，与台湾佛教相比差距实在不小，却口口声声“未来的精英”“佛教的希望”“优秀的人才”。须知，过分的矫宠也是一种剥夺，剥夺了这些血气方刚、心性未定的青年僧人们独自在艰难中坚守信仰、树立宗教尊严的机会。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他们人格上的扭曲，倘若今后一旦发现自己原本一无是处之时，内心中那本来就非常纯洁脆弱的一点信仰很可能就在瞬间碎裂。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以至于教界至今仍有人对佛学院持怀疑态度，认为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这话固然失之偏颇，但绝非空穴来风；《伤仲永》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才尚且如此，更何况佛学院毕业僧这些称不上人才的“人才”、称不上法师的“法师”？！
投资活佛
他是我所接触过的诸多仁波切之中，最具现代商品意识的一位。
当年，他们寺院准备扩建，以招收更多以汉族为主的四众弟子。可是地处偏僻又默默无闻，实在无力也无法吸引大护法。亏得他有眼光，将手头仅有的一笔款子全部拿了出来，办起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并买回来一辆一吨载货量的运货车。于是寺院里近三千的藏汉四众弟子乃至附近好几个村庄的共一千余的牧民们都不再坐三小时的班车去县城采购生活用品了。商店规模一再扩大，两年后，新经堂动工，又两年；经堂完了工，楼上楼下一共三层，全寺院的四众弟子一同入内上课也还绰绰有余；而商店由最初的几十平米，前铺后库的木头房变成了楼上库房楼下营业共三百多平米的钢筋水泥建筑，送货车也变成了两辆大东风。
伴随着汉族弟子们的到来，他的弘法事业渐入佳境。四五年的时间里，编辑部、电脑室、复印室等机构从当时的初创阶段很快上升到了规模化运转状态，却没有动用寺院的一分钱。这固然得力于各地四众弟子们的大力供养--在他的授意下，寺院早已成立了基金会，有了划拨帐号。这些部门中的工作人员，也都由近年来他所摄受的汉族弟子们发心担任；毕竟，对于现代科技的成熟运用，还是他们在行，他不得不承认。譬如，原本湖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担任编辑部的文字加工和校对工作，苏州大学计算机系的教师则担任电脑室主管并发心打字，某出版社的美编则为他的著作进行装帧设计……他实在是整合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高手，那些由别人动工直至完成，唯有最后经他过目而署名的他所翻译和著述的一系列著作，近些年来以每季度一本，每本近二十万字的速度陆续推出，他也成功地实现了由人到圣者的质之飞跃，成了藏汉四众弟子心目中伟大的仁波切。既然是仁波切，其标志则是：价值近八十余万元的“沙漠王子”，西南某省会城市里有过户在他名下的价值二百余万元的豪宅，身边的侍者则有四位，分别负责着他的饮食起居，还配备有两位司机、两位医生……
按道理，作为一位上师，该拥有的基本都拥有了，他应该在指导弟子们学修上更加深入以为回报才是。可是他却把眼光放得更高更远，于百忙中着手安排一批弟子成立了对外弘法部，以函授的方式去接引更广大层面的信徒，而他则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坐到电脑前，慈悲地为诸多无法亲炙他本人的国内乃至国外的弟子们讲一堂课。与此同时，法物流通处、旅馆、邮电局办事处，寺院附属医院等也都在他的指导下有序运转着。他所统领的这座寺院，不知不觉已成了一座现代都市。
当然近几年，很多原本长年跟随的老弟子们相继离开了他。很多是由于日以继夜地发心工作，患上了心脏病、营养不良、肠胃功能紊乱、白内障等病，不得不回内地治病；而更多的则是因为教理文字课程的常年重复，缺乏实修指导而失望离去。其中，有个别者则身心憔悴猝死在高原，被送上了天葬台。
对此，他已无暇顾及，因为他的各项事业均已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正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弟子从四面八方涌来呢！想为他发心，那还得看他老人家慈悲不慈悲呢！
可想而知，一个人作为大大小小十余个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势必会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他的心脏病很严重，数次病危，都因为抢救及时方才幸免于难……有所收获毕竟还是有所付出的。
真替他可惜，这么一位有智慧的仁波切竟然沉迷于投资游戏而无法抽身了。他难道不清楚，以商业意识发展佛法事业，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难道他不知道信仰层面的师徒关系岂能依投资雇佣的方式来维系？难道他忘了“因地不真，果遭迂曲”的浅显佛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