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影梦迹

心道

 

他是一个一心追求解脱的出家人,初学佛时一接触到《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激发了他的道心。出家后,他在一所汉传佛学院里就读,重点研习的课程仍是《菩提道次第广论》,深入闻思后,他对藏传佛教生起了难以抑制的信心。毕业后,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就背着一个军用背包,带着四百多块钱路费,经过四天四夜长途跋涉,来到了一所著名的藏传佛学院。

那时候,汉族人在这所佛学院里还极少,教导他们的堪布很年轻,对汉语很生疏。由于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他就毛遂自荐,发心帮助上师翻译经论、整理教材,同时还附带提高了上师的汉语水平。他认为这是自己承侍上师的最好的途径和方法,上师一定会慈悲摄受他,传授他解脱大道的。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经他笔下整理出的文字已近百万,因此,对汉族人的教学也初具规范。同时,堪布也能够流畅地运用汉语讲课与别人交流了。而他,却因为过度辛劳再加上高原气候的恶劣而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最终, 不得不请假回内地治疗。

在内地寺院里,他每天都牵挂着未完的译稿、佛学院的课程。尽管医生强烈要求他调养一年,但两个月不到,他就背着一背包的中草药,冒着高原严冬酷寒,迫不及待地赶回他朝思暮想的佛学院,奔到堪布面前。

堪布没有让他进门,隔着窗子,他献上了哈达,堪布没有笑容地接受后,就把窗户关上了一半。他把自己随身的不多的钱拿出一大部分,并连同自己在内地买到的几本佛教参考书一并递了进去,窗户才没有被完全关上。他提出继续整理教材的想法,却被冷淡地拒绝了。他想:等我把病养好了,再来发心帮助上师不是更好?!上师是慈悲我,怕我累坏了,让我调养好身体吧!

此后的两三个月,他又去过几趟,却一再地被拒之门外。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有点天真得近乎不识趣了,更深的层面,他不敢想,他认为自己对上师的信心程度,上师肯定是清楚明了的,因为上师是成就者,可能是上师太忙的缘故吧!虽然想是这样想,但心里仍有一股莫名的伤感。

那一天,一位道友无缘无故当众辱骂他,他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拉着那位道友,去堪布那儿评理。他相信作为智慧者的上师一定会公平地处理这件事。结果,隔着窗户,堪布不问青红皂白就狠狠地呵斥了他,说他应该被骂……至于那位道友,却没有批评一句。他目瞪口呆,眼泪在眼睛里不停地打转,心里冷得就像结冰,呼吸也渐渐地加快了,他知道心脏病又要犯了。堪布冷冷地警告他不要装病,逼迫他忏悔,念金刚萨埵心咒,否则就不要听课。他沉默了很久之后,无可奈何之下,就走了。

朔风掀起了一阵灰尘之浪,将他淹没,他觉得自己如一片残破的落叶,高远而澄澈的蓝天,也离他越来越远了。

他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出家以来,他第一次这样伤心:自己那份虔诚的信心,完全被利用甚至可以说是玩弄亵渎了。他追求解脱,想了生死,而上师想的是拓展事业,扩大知名度。那些他一字一句斟酌出来的教材都已经冠上堪布的名字出版了;汉族弟子正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堪布随时都可以从中抽出几个人来帮自己从各方面展开事业;……至于他,就象是一块被用烂的抹布,理所当然地被抛弃,可悲可叹的是,他到这一天才省悟过来。

痛苦之余,他不眠不食,因为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他原本不相信,但现在他不敢不相信,不得不相信,他被欺骗了整整三年,他单纯得近乎愚痴。现实人生中,包括佛教内部,何尝没有太多的利益交往,复杂的人际关系,引诱蛊惑……经论上所说的只是理论原则,如果要真正地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往往艰难重重。

没有说什么理由,他就不去听课了,其实他心里明白:不是建立在真正相摄基础上的师徒关系是脆弱的,迟早会散架;没有源于在大菩提心前提之下的讲经听法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三塗之因;而丧失了信心之后的依止,只能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当然,他并不是对藏传佛教生起了怀疑,相反,他更深刻地体会到:学法要有择法眼,依止上师则更需要智慧。

还是背着那个军用背包,和来时一样简单,只不过多了沉沉的哀伤。还是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他坐上了东去的长途汽车。

放下了这几年所学的一切文字理论,他进入禅堂专心参究。每天的七支长香,对他而言是调身同时也调心的最好功课了。不到半年,原本很严重的心脏病就渐渐痊愈了,欣慰之余,他说:“千日研教,不如一日修道。”

时过境迁,提起当年的痛苦心事,心里依旧会泛起一些涟漪。他承认,心底的伤痕依然存在,因为这一切都已烙在记忆的最深处。同时,他又觉得幸运,是深入骨髓的伤心使他从一厢情愿的美梦中醒过来,是撕心裂肺的痛苦,促使他离开了玩弄世间八法的上师而重新找到了自我。他说:“这是我进入佛门之后,受到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教育,甚至可以说,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方向,我宁愿依止一位舍弃世间八法的深山苦行者,决不会依止一位事业广大的凡夫。我也决心作一个真正远离红尘的出家人,而决不会借佛法的名义去满足自己的世间欲望!……”

作为旁观者的我,很想抽空提醒他:最好把这段经历完整地埋藏起来。因为红尘中的很多事是无法理论的,它们都源于人性的某些可怕层面。就象台湾王鼎均先生的《半截故事》中所写的那样:如果要讨个说法,只能给自己的伤痛再加上一层沉重的误解,世态炎凉往往如此!而且,我很想说:历经这番磨难,不是更能对轮回产生强大的厌离心吗?如此,岂不是修行中的逆增上缘吗?那么,不是应该对此心存感恩了吗?

 

对倒角色

1999年冬天,藏地的一所佛学院,一位来到此地仅两年的汉僧,被上师指定为堪布。

几百名道友既惊讶,同时又觉得理所当然。

他很普通,无论是学识还是修行方面,都称不上佼佼者,但不会无缘无故地被评为堪布的。

他来学院的时候,汉族人的学修还没有走上轨道,上师们每天的事务特别繁忙。他主动请缨,发心帮助上师回复信函,并且把自己的一台电脑供养给常住,以提高工作效率。理所当然地,他就成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刻苦的学习,文化不高的他成绩勉强也能够得上中等偏上,而且他坚持日中一食,夜不倒单。他的房间里没有床铺,只有一个用四块木板钉成的禅凳。

尽管他称不上优秀,但能算是道心不错,所以,在别人眼里,没有给“堪布”这个名称抹黑。可是往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得他自己走入了尴尬的胡同。

那年冬天闭关期间,他独自下县城租了好多张电影光盘。替常住发心之余,就一个人猫在房间里,借电脑来欣赏,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别人知道。按照佛学院规定,这样的行为肯定是要开除的。他却在放肆之余,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向别人散布出来,不但没有一丝愧疚,反而有点洋洋自得了。在很多人侧目之下,他主动向上师发露忏悔。估计是考虑到影响的问题,上师没有严厉的责备他,也没有向大众宣布,只能说是不了了之。别人在不平之余,只有摇头冷笑。

两年后,他被安排给新来的道友授课,当然,也只能是初入门类的课程。可是,他却理直气壮地拿出传法上师的架势了。通常,每堂课一般不超过二个半小时,但他的课总要拖上两三个钟头,才肯罢休。他的学识水平注定了他无法广证博引,能言善辩,课本上的讲解,往往只能半个多小时。随后,他就大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初学佛时的一些梦兆感应,出家后的种种瑞相,在学院学法修法所显现出的功德……如果下面的人不耐烦,他就会命令他们磕头忏悔,或者是念诵百字明。后来,一个新来的道友甚至被指派来维持课堂秩序。这么一惊一乍地弄下来,很多新来的人对他由钦佩而生起了信心,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殊胜的成就者了。

可叹又可惜的是,不久他就患上了慢性脑膜炎,晕到过好几次,不得不离开学院去汉地治疗。

了知以往的老道友们唏嘘不已,为他感叹。新来的人则为自己感伤,为他祈祷。

但是,当上师派人把痊愈的他接回学院后。原本的尴尬剧转眼间就成了滑稽剧:无论是感叹还是感伤,都变成了莫名其妙的羡慕和溢美的赞叹。

新来的人说:“他既然是堪布,就证明他有功德。”

和他亲密的人说:“纯粹没有的事,他怎么可能租光碟,他怎么会编造自己的经历?我以自己的人格担保!”

其他的汉族堪布说:“这是成就者的示现。”

他自己则在课上宣言:“有些道友专门无事生非,观察他人的过失,倘若再有人诽谤金刚道友,我以传法上师的身份,请他立刻离开学院——这是最大的过失,不可思议的业障!”

如此等等,说得振振有词,听得也一本正经。无论是或远或近,只要有过关系的人,纷纷来探望他,就象是分享一种荣光。

难道大家心目中真正没有了是非,颠倒了因果。不,当然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赞美欺骗,讨好投机?

2001年秋天,一位青年僧人从南传佛教的一所国立大学进修五年,学业圆满。怀着一种报恩的心情,回到了他的母校,一所汉传中级佛学院。

由于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计划难以实施,学僧纷纷离校,整个学院已经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局面。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当年的老同参、现今佛学院院长的安排,担任了教务主任一职,负责《菩提道次第广论》、《地藏经》、《英语》这三门重要的课程。课外,他还指导学僧们打坐,修习南传禅法。慢慢地,几位外地的法师也慕名来到了学院,担任另外几门课程的教学,出去的学僧也接二连三地回来了。几个月后,佛学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恰好,当年的秋天,一所寺院邀请学院的师生去指导佛七。他领队前往。佛七期间,他给大众讲了一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参加佛七的居士从最初的三、四百人增至近一千人。

至于佛学院的院刊,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主要撰稿人。回忆自己在南传佛教的参学经历,他写出了一系列纪实性的散文。编辑部转给他的来信,每个星期都有不少的一叠。他的寮房里,学僧们络绎不绝地来请教,其他的法师也不时地来交流。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的秋天,他被莫名其妙地与其说是送走,倒不如干脆一点说是被起单了。送别的仪式很隆重,为感谢他两年来所作的贡献,学院特地赠送他一套大藏经;院长和他都红着眼睛,依依不舍。至于他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必须,外省的佛协正在创建佛学院,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去担当重任。

那一天,所有的学僧都衣装整齐地在山门外给他送行,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

这就是他必须离开的真正原因。

作为一名青年法师,他出家到今十余年,在同参之中还不算很长。他在母校就读两年后,留下来任教,两年后的偶尔因缘使得他出国深造。但就是他,远道归来后居然能够担任教务主任,带好几门课程,指导学僧们修行。使一个原本奄奄一息的佛学院很快就起死回生!这实在不符合常理,因此,他没有理由不被送走。

依照人性的逻辑,在佛学院的舞台上,有资格表演的应该只能是领导级的人物。而他的出现,是异军突起,虽然佛学院走出低谷源于他的努力,但不可否认,这是对学院权力中枢的一种僭越,一种冒犯。

他由于自己的出色表演而被放逐。他的黯然离去,就是源于自己的能力、奉献和报恩母校的真情。

欺骗与伪装不仅偷窃到了荣誉,甚至荣誉也为其所左右。真诚与无私反而被利用乃至驱逐。伟大和无聊有时候竞能如此地统一,实在让人惊叹因缘的不可思议。

——既然高雅的演艺已经少人问津,那么卑鄙的作秀自然充斥舞台。

 

 残月冷眼

那是一座近几年在海内外声名鹊起的寺院。出家之初,他曾在那里参学过不短的一段时间。

今天,在藏地的一座禅修中心闭关专修的他,时常会想起那熟悉的晨钟暮鼓,回忆布萨、安居、解夏的种种场面。倘若今后回内地,那里是他的第一选择。不是想找回初发道心的感觉,也不是打算有所作为,只期望在那接近原始佛教的氛围中进一步静静地沉淀和完善自己。

这年秋天,也就是汉地寺院解夏以后,几个来自那所寺院的青年同参颠簸了四、五天,来到了这里,“那儿怎么样”?他急切地询问。“较之几年前,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学习条件,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年安居就有三百多人呢!”远来的道友回答。

从他们带来的介绍,这所寺院的画册中可以看出,它已经从默默无闻的山间小庙变成了十方参学的大道场:金碧辉煌的飞檐斗拱,宽敞的大斋堂,现代化的音像制作设备,明亮的教室……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有很多人安心长住的。“可是这里流动性越来越大,大多数人只住个一年半载就离开了,长住两年以上的人已经很少,也不知什么原因。”道友们欲言又止。

几天后,因为逐渐熟悉的缘故,他们不约而同地向他表露了心中的感叹:那里原本是个非常清净如法的道场,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即便就是现在,一般的寺院也无法与它相比,虽然在出名之后,慢慢地走上了下坡路了。有些老常住,其实庸庸碌碌,无论学识还是修行都没资格作领头人,照样担任了重要执事;对于有才干的,但是初来不久的人经常指手画脚,有时甚至排挤打击。很多来此参学的人,刚开始为了能够讨单住下来,通常都能做到忍气吞声,姑息迁就。可是时间一长,自然就会愤愤不平的。就象那位教务长,三天两头不上殿过堂,每个月在单资之外还要多领几百块的代课费,面对清众,他的表情除了傲慢还是傲慢,其实他上课时经常被人指出错误和遗漏之处,房间里彩电、影碟机、电脑、电话一应俱有,从县城里租来的光碟满满一抽屉,今年传戒法会中的某位引礼师,其实也是几个月前刚刚受完戒,但因为是监院的徒弟就飞黄腾达了,走起路来下巴朝着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指挥清众,呵斥新戒,和维那师走得非常近的某个悦众,尽管法器敲得一塌糊涂,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执事寮,每天除了躺在房间里玩手机游戏,发无聊短信,要么散步、聊天、晒太阳,那位伟大的僧值师,随时都是一副上座比丘的面孔,似乎他的功德与威严完全源于别人对他的恭敬……诸如此类,使得那里看起来摄众很多,场面壮观。但却暗暗地消磨了不少人的道心或者促使有道心的人离开,发心常住的没有几个。因为已经有很多的不公正。

他豁然开朗,心中曾经鲜明的记忆画面慢慢地褪色,化成了几缕黑白的线条:现在很多寺院都在加强硬件建设,也有部分道场在改善学修环境的同时也注意到规范常住的各种修学课程使其制度化、统一化。但是勿庸讳言,富丽堂皇的建筑里,完整的规章制度下,很多道场依旧是松松垮垮,没有几个人在维持局面。究其原因,就是管理上的不公正!

公正,是僧团依戒律而安住的根本;公正,是寺院维持道风不堕的保证和目标;公正,是对常住的每一位僧人的尊重和理解,使人安心办道,也让人敢于尽力护持道场。而不公正则是对戒律的践踏,对共住规约的挑衅,是对僧众的一种罪行。

这座寺院如果仍旧和已往一样少人宣扬,可能会很清苦,同时依旧很纯洁。但既然它已经成了当今汉传佛教的一面旗帜,随之而来的名闻利养势必是引人注目地丰厚,道场自然失去了已往的寂静和单纯,滋生出种种不公正的霉菌。结果,似乎无法挽回地走到了初创时期的对立面上来。甚至可以说,它自身的发展壮大染污了它原本的清净和庄严,这真是个悖论——他冷静地想着,同时带着一份释然的轻松,仿佛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