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佛教第一人――道安大师
刚延
圣教东流，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经过长期的互相碰撞、冲突及彼此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了不同于古印度佛教的的中国化佛教，这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随机应化的结果，这也是历代祖师大德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献身的结果，在这诸多大德中贡献最为突出、堪称佛教中国化第一人者，非道安大师莫属。
之所以称他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是因为从佛教初传入中国到道安大师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三百多年间，虽广泛渗入中国社会各阶层，经法流传，义学昌盛，但是，佛教从教理到组织制度都还处于混乱状态，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道安大师却担当起了这一历史使命，回应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佛教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为佛教继续发展开辟了新纪元。也就是说，道安大师使初来乍到的佛教从教理经典的流传到僧团制度的建立，一方面适应了中国国情，另一方面获得了自己独立生存的方式，其功至伟，堪为第一。
一、道安大师时代的佛教发展状况及社会背景
有关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开始以什么方式传入我国，在这一方面已基本上达成共识，那就是佛教的禅修。以佛教的义理，作切入点，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佛教义理，深奥难懂，并且还有语言和风俗习惯等障碍，况且，中国人务实，只有用一种神奇超人的方法，才能引起中国人的注目与好奇。再说，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已普遍形成对神仙方术的信仰，例如秦始皇与汉武帝均热衷于方术图谶之道。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里，如果不以一种符合时代的方式去迎合当时的环境，它很难在中国立足，更不用说弘传了。佛教的禅修实践所伴生的神异功能和神通，能赢得人们仰慕。为了迎合时代，佛教就是以这种方式在中国扎下根来，但也正由于此，给后人视佛教为迷信留下了把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在思想文化界占统治地位，然而，这种日趋繁琐粗俗的理论，使学者生厌，正统地位发生了动摇，先秦诸子学说再兴，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西汉盛行神仙方术，到东汉顺帝时形成以黄老学说为基础的道教。这种思想文化状况给佛教的传入创造了良机。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它们相互混杂，彼此推演。可见，佛教在汉代的流行只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如同一棵滕条缠在树上而不能自立，尚处于依附状态。
到魏晋南北朝时，魏文帝因汉末黄巾起义排斥神仙道术而崇尚老庄的哲学，于是又形成了倡导玄学清谈，老庄思想流行，当时动乱的年代里，佛教因玄学清谈之盛，便依附玄理，颇为士大夫所欣赏。读书人为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都不关心政治及社会混乱，他们除研究老庄外，也研究佛学。因为他们觉得儒学浅薄，不若老庄，老庄浮诞，不若佛理。从而佛教也由方术性佛教演进入清谈性佛教。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灾难深重，生死难测，有三国争衡，八王残杀，五胡乱华，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着忧郁恐惧，心情凄恻，思绪低落，精神颓废，对人生苦难的悲叹，对生死离别的忧虑，对人生慰藉的寻觅，对生活幸福的追求，成为当时生活的基调，但在局部地区短暂时期，又有相对安定和繁荣的局面出现，这为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多方位、多层次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时机，提供了沃土。佛教开始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和生活的各领域，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冲撞、激荡，参差交会，形成了独特的佛教思潮，走上了最初的繁荣昌盛时期，迈出了中国化的第一步。
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往往也是人们思想最活跃、言论最自由的时代，也是孕育伟人的时代，我国晋代，最有影响力的佛教传播者和组织者、博学的佛学家、佛教界的领袖，一位佛教的集大成者，堪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的道安大师就在此时诞生了。
二、道安大师生平
道安大师，俗姓卫，常山扶柳县人（今河北冀县境内），生于西晋永嘉六年（312），一说建兴二年（314），由于乱世，早丧父母，从小就由外兄孔氏抚养，受儒学、道教的熏陶，敏睿逸伦。十二岁出家，因形貌黑丑，不为剃度师重视，让他到田地里干活，但他没有一点儿怨色。几年后，向剃度师要佛经读，给他一部《成具光明经》，这是近一万字的佛经，道安带到田间地头，在休息时看，晚上回来，他把经书还给师父，师父考验他，道安竟把《成具光明经》从头到尾全背诵了下来。师父大为惊讶，送他受具足戒，并准许他出外参学。
大约在道安大师二十四岁时，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内），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道安就拜佛图澄为师，直到公元348年佛图澄去世。在这十三、四年间，道安颇得佛图澄的青睐，在佛教理论方面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在禅修、般若、毗昙等方面，受佛图澄影响很深，他经常代替佛图澄讲法，并且回答了许多理论上的疑难问题，赢得“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
石虎即皇帝位，内部变乱，道安大师就在这是离开河南到山西蠖泽（今临汾境内），因其地方偏僻，可暂避兵火之祸，他在此写序作注，用力甚勤。不久又和同学法汰到飞龙山（在今河北省逐鹿县境内），与僧光等相叙，共研佛法，造诣很深，已意识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此后，道安大师辗转于中国北方，颠沛流离，九次迁徙，但他率众行道，精进不懈，“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慧远也在这个时候拜他为师，落发出家。
当中国北方形势极度混乱之时，襄阳大名士习凿齿致书，邀请他南下弘法，于是他就和同学、弟子们离开河南，走到新野，他为了广布教化，命同学法汰，率领弟子昙一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同学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
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相对比较安定。道安大师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各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他在襄阳，一方面从事佛教理论研究，每年两次讲《放光般若经》，还创制了僧规。道安大师的风范对当时的佛教界影响很大。“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天下寺舍，遂而从之”。东晋的封疆大吏如桓朗子。朱序、杨弘忠都非常敬重他，有的供养米千斛，有的送铜万斤，有的请他去开示。前秦的符坚是东晋的敌人，也遣使送来外国的金箔佛像、金坐像、结珠弥勒像等，供奉于他所创建的檀溪寺内。东晋孝武帝曾下诏表彰道安大师，并要当地官府给他象王公一样的俸禄。道安大师手上有肉瘤隆起，世人每称为印手菩萨。因与习凿齿二人曾有“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之语对答，甚为著名，后世遂以“弥天释道安”呼之。由此，道安大师为了佛教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他个人的感召力可见一斑。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符坚遣符丕故占襄阳，道安、习凿齿皆被延致，在与诸镇书时，说，“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陆机、陆云），今破汉南，获士一人有半耳”（《习凿齿传》，见《晋书》第82卷），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因为习凿齿脚疾严重，不能行走，所以称半人，由此可知道安大师在苻坚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苻坚既得道安，就请他住在长安五重寺，此时，道安大师67岁，道安大师在长安六、七年，除了领导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经说法外，最重要的是组织翻译事业，他的广博学问和素养，成为长安一般衣冠子弟请教的目标，当时有“学不师受，义不中难”的谚语。可以想象他为社会所推崇的情形。
苻坚建元二十一年（385）二月，道安大师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三、道安大师在佛教中国化上的功绩
佛教传入中国的目的是度化众生。为了度化，首先迎合中国的风俗习惯，让中国人接受，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佛教传入的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道安大师完成了佛教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在那充满苦难的年代，道安大师经过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竖起了永久的丰碑，为佛教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使佛教传入东土以后第一次受到全社会普遍顶礼膜拜。他也成为中国早期佛教传播发展史上卓尔不群的特殊人物，不愧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
根据《出三藏记集》、《隋众经目录》和《历代三宝记》的记载可知：道安大师的著作大约有60种，现存约有20种，涉及到阿含、毗昙、方等、般若等广泛的领域。在他博研佛学时，发现了许多谬错，卓绝出许多有价值的研修方法：“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大正藏第55册，页108上栏。《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上面所引的“起尽之义”，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科判。良赍《仁王经疏》说：“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此法沿用到今天，道安大师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经的内容分章分节标列清楚，研究起来就容易抓住中心环节。同时，再用‘析疑’、‘甄解’的方法，对于每一个名词或每一种句义加以分析推论。自然就文理会通经义克明。”他这样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撰写著作，形成了朴实谨严的学风，开创了纯正的佛学研究。
东晋前，中国僧人视佛经如同金科玉律，后来形成了死守佛典文句的依语滞文的学风，到东晋，道安大师对这些佛经学者的这样学风进行了批评，他在《道行经序》中说：“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何则？考文则异同每为辞，寻句则触类每为旨，为辞则丧其卒成之致，为旨则忽其始拟之义矣，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道安大师揭示了文与理、句与义、辞与旨、文与质，指出考文征理，察句验义的方法会导致佛经根本旨趣的迷惑。道安大师主张“忘文全质，大智玄通”，强调语言文字具有相对性、局限性，决不可执著黏滞，这充分体现出道安大师体悟佛理的远见卓识，为后人如何学习佛法作出了精辟开示。
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活动主要是翻译佛经。所译经典主要是与时代思潮相应的禅学和般若学两类著作，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它赖以产生流传的古印度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社会不同，因而在思想方法、概念范畴方面，也和中国社会固有的学术思想、概念范畴有所不同。由于佛教典籍一般说理抽象，艰深晦涩，加之语言文字的天壤之别，这就有一个如何为中国人所理解接受，进而宣扬传播的问题，一般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能够翻译、讲解佛经的咋呼僧人，大多出自封建地主阶级家庭，深受中国儒道传统思想的熏陶，尤其是受魏晋玄学思想的熏染，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然有意无意地反映到他们对外来佛经的理解上。当时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格义、合本。所谓格义，就是量度经文，正明义理，即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词汇和观念来比附、理解，佛教经典及其思想；所谓合本，就是把不同译本汇编起来，加以对比研究，这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佛学的自由比附和任意发挥有了广泛性，但是，当时用这种方法译经虽多，但疑问百出，而且翻译没有一定规则，草率粗糙，往往或因拘泥于直译而义理未尽，义难通晓，或因注重意译而失去本旨，义多暧昧，还有因原文疏脱而前后矛盾义不连贯。
在两晋时代，清谈与格义佛教的潮流中，道安大师起初以为格义是佛教演进的功能是为了适应潮流的需要，后来发现佛教格义的错误，“先旧格义，于理多违”，随着他佛学功力日益精深，洞悉幽微的不断感悟，他提出研究佛教应该“由佛教的内典来解释佛教的教义，”这才是研究佛法的正确方法。道安大师的这种见解，在佛教史上是划时代的发现和创举，为佛教的正确发展指明了方向。
禅修是佛教获得解脱的主要手段，也是佛教徒修持的主要方式，更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形式，佛教传入中国后，禅修的方法、内涵，不断地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中国的禅法大致可分为两支：其中一支依据结论所说的禅法，到了东晋十六国时代，道安大师综合了自汉以来的佛学两大系统——禅学和般若学。并把两者融贯起来：“般若波罗密者，成无上正，真道之根也。”“痴则无往而，终日吉尽物，故为八万四千尘垢门，慧则无往而非妙，终日言尽道也，故为八万四千度无极，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正而不害，妙乎大也。”（《合放光光赞略解序》，《出三藏记集》卷7）道安大师在这里强调般若思想是一切修行的根本，禅修必须与般若智慧相结合。在《道行经序》中，他说：“千行万定，莫不以成”，他认为佛教修持方式方法纵有千行万定，最终都不出止观二行，即禅智两个方面，止观二行统摄千行万定，而止行又都是借助于般若得以成就，从而把禅法融贯于般若之中，他对禅法的规范和流传，对禅学的重整和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方面推动了大小乘禅法的融合，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禅学与中国固有思想的融合，使佛教中国化又迈进了一步。
晋代般若类经典流行，印度般若学的核心思想是“空”，但对“空”并不容易理解，当时魏晋玄学盛行，一些佛教学者就吸取魏晋玄学的观念和本末体用的思维方式。来阐发佛教般若空的思想，道安大师也对般若性空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他综合印度佛教般若性空思想与中国道家尤其是魏晋玄学贵无的理论，创立了自己的“本无”说，道安大师是具有深厚中国固有文化素养的僧人，能在先秦道家、魏晋玄学思想广为流传的氛围之中，以中国的本原性本体“无”去理解、消化、表述般若学本质性本体空，大致符合新译的般若性空的本义。“本无”说是般若学中国化的突出表现，佛教依附于玄学，以玄解佛，以佛补玄，这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带有划时代的特征和象征意义，可以作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中国化过程的主要标志。
在襄阳，他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二次，当时“四方之士，竞往师之”，法席极盛，为了更好的发展，“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同时还制定了僧尼赴请礼忏等行仪规范，使佛教僧尼活动进一步规范化。道安大师所处的时代，戒本未备，广律也只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以持戒而只 重形式也是片面的，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开缘的，这与后来所传菩萨戒的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的义理一致，道安大师由此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建立寺院规制的僧人，“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
佛典翻译的过程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典的翻译不仅表现文字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也涉及到某些思想内容的改变，佛典的翻译受到地理环境，译者素质，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等条件的制约，佛教最初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内地，而是从西域地区传入的，这些地方的语言不是纯粹的印度梵语，印度佛教传到西域已经发生变化，传到中国内地又进一步发生变化，由于印度、西域的佛典在语言文字、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差异，给翻译带来种种困难，也给佛教中国化带来了需要和可能，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看懂佛典，不得不采取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术语。因而导致原意的某些差异，更有甚者，译者为了和中国固有的文化、风格习惯，观念相协调，通过选删、节、增，对佛典的原文内容作了改动。晚年的道安大师在长安主持译事，他根据翻译经典时出现的困难和弊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说法，“五失本指有五种情况不能符合佛经原本，即语法要适应中文的结构，文字要作适当的修饰，颂文的重复句子要删略，连篇累牍的重颂要删节，反复重述的内容要略去。三不易是讲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即古代特有的习俗不易译得适合于今时，佛说的微言深义不易译得使凡愚也能理解，传译的人都很平庸，一般不易译好”（《摩诃钵罗波罗密经钞序》，见《大正藏》第55卷52页）。道安大师的这些总结，对以后佛经的翻译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安大师对于佛经整理的贡献，开创了中国编纂佛经总录的先河，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道安大师以前，只有断录或个人译经总录，且只列经名，不著名类、年代，自道安始作总录，道安坚持“不见不录”的原则，使《道安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安录》分七部分，以译人年代为次，自后汉安世高至两晋，共著录十七家（其中误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两人，实为十六家）二百六十四部、四百五十九卷经论。后人称《综理经目录》，亦称《道安录》、《安录》，僧祐给予极高的评价：“爱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道安录》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重要，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信徒的不断增加，姓氏日益庞杂混乱，当时皈依佛门的信徒，一般都以授业老师的姓为自己的姓氏，而外来僧人则往往皈依其原来国土或国别的名称而取姓氏，这样各地各门，普遍出现“姓名不一”的杂乱状况，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佛教徒自身心理，从日常意识中，消除狭隘的师门观念，也不利于各地各派佛教信徒在宗教情绪上的同感共鸣，统一默契，针对这种状况，道安大师认为佛教是释迦牟尼创造，佛，师之尊，尊于释迦，应当万流归宗，以释为姓。于是，道安便从自己门下信徒开始，改以释姓，不久，从印度传来一本《增一阿含》，上面果然有这样的记载：“四河入注，无复河名，四姓沙门，皆称释种”（增一阿含，21卷）道安大师以释为姓的主张，与印度佛经记载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以释为姓，便成出家僧尼统一的姓氏，代代沿袭，迄今没变。僧尼姓氏的统一，即增强了佛门信徒自身的宗教意识，同时也利于僧侣集团克服自我封闭、销融门户隔阂，加强整个佛教界的巩固统一，在中国这都归功于道安大师的远见。
道安大师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信徒的教化，并且他也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他的高足慧远、慧录、慧持等都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道安大师在河北和襄阳时，都有徒众数百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僧团，在长安时更有数千人追随，道安大师僧团的势力还由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在那动荡的岁月，他在北方曾九次迁徙，为保存实力，一生两次分散徒众，新野分徒，是道安大师一生佛教事业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道安徒众避乱离俗，长期隐遁山泽，艰苦创业，苦学修炼，虽然这一阶段的佛事活动规模较小，并且有一定封闭性，但这一阶段却是积累和凝聚的时期，他创立和发展了道安僧团，为教化之体，宜令广布的弘教目的，走向适合广阔天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野分徒前历尽坎坷的传教实践使道安大师深有感悟，认识到如果不取得世俗王权的合作和支持，单凭佛教徒的努力，要使佛法弘扬四方，根本不可能，由此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著名论断，翻开历史可知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皇室成员奉佛日益增多，如“明帝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习凿齿《与释道安书》），虔诚崇尚佛教，北方一些最高统治者，如后赵石勒、石虎尊崇当时名僧佛图澄，前秦苻坚请道安大师到长安讲经。他们都为推进佛教中国化起了极大作用，但中国自秦汉以来，无论是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割据状态，皇帝大都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而提倡和扶持佛教，同样也是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而限制甚至毁灭佛教，纵观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最高统治者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既利用佛教为自身的统治服务，又不许佛教过分发展。道安大师在他所处的时代也从自身的经历中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种竭力将佛教与世俗统治相协调的思想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句至理名言，既是道安大师对自己长期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佛教传播发展一般原则画龙点睛的高度概括。
四、余论
佛教之所以在其发源地几乎销声匿迹，而在异土他乡的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人们精神家园，心灵的栖息地，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固有文化和适合背景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祖师大德在接受佛教后，吸收并消化了它的精华，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它，为它输入新鲜的血液，使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中国化佛教。
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道安大师无愧第一，他在所处的时代，为佛教适宜中国国情填补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空白，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缕曙光，为佛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者、拓荒者，开辟了新的道路，成就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大事因缘，开一代佛教新机，成千秋佛门盛事，在佛教“化中国与中国化”的过程中，功德卓著。
只有创新才能掘起，只有创新才能发展。道安大师的“继承传统而不泥古，适应时机而不流俗”创新开拓精神给我们以启迪，敢于承担的气魄给我们以信心。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信息化、数字化、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里，佛教“化现代与现代化”是我们面对的课题，如何才能不失时机，道安大师为佛教献身的事迹，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