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入门

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使道士王圆箓和外国的盗宝者都成了罪人。我到莫高窟一心想看的就是藏经洞的那一窟－－第十七窟。其实是第十六窟甬道北侧的小窟，洞不大，或者说很小很小，仅十二三平方米。想着震惊世界的发现就在这里，不免心惊肉跳。很想进去，却铁栅护着，只能探头一望。

中国之大，竟没有这小小洞室的地盘？！如今已空空如也，该进的不能进，不该进的却进了，铁栏迟到了整整一百年。

第一个进洞的当然是王道士。他是在清理甬道的积沙发现的。那时的风沙很大，至今还可在各个窟内见到石沙掩埋的痕迹，竟有一人多高。应该说王道士是恪尽职守的，他要不断清理积沙，还要筹资修建新的庙宇。他生性节俭，生活朴实，一心修功积德，那份虔诚是不容怀疑的。这个半文盲的农民，主宰了这片宝藏，但并不是他的错，而是历史的误会。

他在工作中，同今人一样，最缺的是经费。天高皇帝远，地僻无人问，他必须也只能自筹资金。那时没有企业赞助，他只能按传统的方式：化缘。突然来了个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愿意出钱换一些那些破旧的遗书，王道士正缺经费，就换了两大包手写本给他。这事做得偷偷摸摸的，王道士又天天胆小怕事。好在他并非中饱私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都用在修补石窟上了，这是一九○五年的事。

两年后，即一九○七年，又来了个老外：英国人斯坦因。这位爵士也是自筹资金到古丝路上来探险的，他越过喀喇昆仑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去了喀什，去了和田，最后到了敦煌。他去时，王道士到邻村化缘去了，洞门已安了木门，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带上。当斯坦因趁这几个星期的等待考察长城残迹回来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庙会。而藏书密室已用砖块封住了。这是先期回来的王道士干的。他怕好奇的信男善女随便进入洞内。之后，斯坦因同王道士进行的长时间的周旋，以玄奘的崇拜者的身份骗取了天真而愚昧的王道士的信任。他购得了绘画等艺术品五大箱及二十四箱经卷文书。

一九○八年，法国人伯希和又来了。

陆续又有日本人、美国人来……

我无意叙述这些伤心而荒唐的过程。我只是觉得今人对王道士的要求过分了。他严加把守，安了木门，封过砖头，他只能做这么多了。他同老外的讨价还价，小心谨慎，反反复复，很不爽快，并不是他人格品性上的表现，而是他一心向佛、为宗教献身的精神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当斯坦因最后一次到莫高窟时，王道士已经少许明白了这些遗书的价值，顽固地坚持要按卷论价，那一次六百卷遗书，要了五百两白银。虽然他的精打细算目光短浅……如果换上你，在一百年以前的封闭落后的环境和时代中，你又能做多少？你能写新闻报道，通过传媒向世界作广告，你能拉一个大财团来建一个博物馆，你能……都不能！一个小小的道士，并不懂文化，更不知这石室宝藏还会引出一个“敦煌学”。

这会儿我们的地方官呢？

一九○○年藏经洞发现，“不知所措”的王圆箓道士就向上报告了，知县严泽得到王送来的一些手卷，没当一回事。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翰到任，又得到王送来的一些卷子，他便“将此事上报甘肃省”。甘肃学台叶昌炽在一九○三年收到汪寄来的拓片及写经后，建议将这批文物送兰州保管。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下文。直到一九○九年，伯希和在北京炫耀他从敦煌弄来的遗书照片，这才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大声疾呼，清政府才下令把劫余的遗书运到北京。这是一九一○年，整整十年！－－官员们或玩忽职守，或公文旅行，拖拖拉拉，漫不经心，官场如此世象，小道士王圆箓罪当几何？

我用摄像机对准那个葫芦状的道士塔。王圆箓现在就安静地躺在石窟河对岸的沙坡上，任后人评说。他在石窟边住的小院也在，已修饰一新。小院不大，同他的归宿之地－－白色的道士塔一样，很简单朴实。

我在镜头中自然看见了那些同属罪人的盗宝者。

他们一个个在沙漠中跋涉，多次濒于绝境。九死一生。他们在探险，在追寻一个个埋藏在沙漠中的文化之谜。这情景令人想起公元前一三八年，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和公元七世纪，玄奘经过这片沙漠前往印度的艰险。这两位探险家，出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也是舍生忘死，通过了无边无际的沙漠。张骞带回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的情报。其中一个情报是“大宛马”，据说是“天马”的后代，后来这种马成了汉武帝对付匈奴的新型战马。我在张掖看见出土的铜马，和武威出土的有名的“马踏飞燕”，就是这种大宛马的生动写照。而玄奘，则带回了大量的佛典经书。其后，一四○五年，还有一位从海上七下西洋的探险家郑和，除了完成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目的外，他从海外带回了许多奇珍异宝，如明月之珠、鸦鹘之石、龙速之香、孔翠之奇、薇露之珍、瑶琨之美，等等。所获之物，是献，是贡，是购，是取，是夺，是骗，我们已不得而知了。我们对三位先驱者，并不在乎这些情报、经卷、文物、珍宝的来路，也并不在乎掠美之嫌的；如果是交换购买，价值的等量也是永远不可能等同的－－这就是文化交流在实质上的一种图景。公道相对利弊而言，公正相对世界而言，公平相对于整个文化而言。－－写到这里，我不免惊骇。我竟将盗宝者同张骞、玄奘、郑和相提并论。岂不是为他们的罪行开脱？

笔在这里犹豫了。

“敦煌学”的专家们该愤怒了。

然而从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考察，流失的敦煌遗书，恰恰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如果它今天还在尘封的十六窟，它的影响只在中国，而不会称为世界性的一门学科。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敦煌遗书假如全在中国，它还能剩下多少？

千佛洞曾拘留过四百名白俄士兵，士兵们在壁画上给佛像脸上画上了部队番号，在坐佛口中，写了好些下流话。以至于盗宝者伯希和在敦煌拍的黑白照片、后来出了六大本相片画册，竟成了敦煌壁画主要的最原始的参考资料。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另一个盗宝者斯坦因发现，洞中画在丝绸上的绘画，由于几个世纪手稿的重压，大多已缩成硬脆的一小叠，无法分开。为此，英国博物馆在实验室里，先经过化学处理，然后用对大脑施行外科手术相似的技术，才得以使它们分开。有消息说，若干年来这些遗书一直深藏在英国博物馆的卡片纸版箱内，现已移交英国图书馆，在那里，大约有一万三千份被放在特制的橱架上，室内空气是经过过滤的，温度也受到严格的控制……

在保存遗书上，一百年前的中国能做多少？

在遗书的流失上，更有个不可知的漏洞。据资料，敦煌遗书文物共计五万件以上。粗略统计，现在英国一万三千多件，法国三千多件，前苏联一万一千多件，日本、美国、丹麦、原朝鲜共一千多件，中国为三万一千多件。我们有理由相信，还有数千件下落不明。因为伯希和在敦煌取走价值很高的文献六千多份，但今天在法国的仅有一半之数。他曾经将部分文物运到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估计这些文物已落入官员和私人收藏。一九一○年劫余遗书运往北京时，王道士早转移了部分，运京途中又被各地官员窃劫，遗失无数，进京后京官何震奕、李盛铎又藏掖偷盗。这些落入民间和私人手中的文物，因人世变迁、兵火战乱、保管失措，就永远地堙没和消亡了。一九八一年，北京图书馆就征集收购了一千五百件。可见流入民间的敦煌遗书数量并不少。

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落入政府或国家的遗书文物要安全些。尽管已流落他乡，毕竟还在。所以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咬了牙说了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我接过这个话题，自然会引起非议。

我不管。我读藏经洞这篇遗书，强烈感觉到的是：敦煌是世界性的，它属于全人类。道士、洋人、官员的功罪是非，就显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他们只是历史的陈迹，让人心跳的是在挖掘陈迹中得到的文明的碎片。

这个心境才是“敦煌学”的入门，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