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三昧水忏

在四川省彭州市九陇镇双松村圣水亭旁有三昧水，当地人历来有饮水治病的说法，世界各地的信众更是仰求殷切，祈望仗杯水之恩，涤荡宿世之怨愆。据说该泉冬旱不枯，夏洪不溢，久滞不腐，视之清冽，饮之甘甜。四川省宗教事务局特发文批准四川省菩提印经院对该泉水进行管理并作为助印功德的赠送品于教内流通。有关此水的传说，源于佛教界流行的“慈悲三昧水忏法”。

慈悲三昧水忏，又名慈悲水忏法、慈悲水忏、三昧水忏、水忏法等，通常简称水忏，为佛教现今流行的著名忏法。

忏法是忏除所犯罪过，悔不再犯，以便来日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是佛事活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佛教中的忏法，发轫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至隋、唐大为流行，两宋乃忏法制作的全盛时代，明代以后举行忏法仪式更成为部分僧侣的职业，那时赴应世俗之请而作佛事的僧人被称为“应赴僧”或“瑜伽教僧”，略称“教僧”，他们所居止的专门为人诵经礼忏的寺院则称为“教寺”。有学者估计应赴僧的人数“占明代出家人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到了近现代，从全国寺院的经忏佛事中，可以看出这类出家人所占的比例，几乎已经达到十分之八以上”(圣凯《论中国佛教忏法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法音》2003年第3期)。可见，忏法一向深受在家和出家信众的重视，其行用对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拜忏时需要使用根据大乘经典中有关忏悔和礼赞的内容而编写成的忏文，梁武帝召集高僧大德集成的《慈悲道场忏法》可说是最早制成的体式完备的忏仪，从那以后各类忏文层出不穷，到唐开元年间（713－741）智昻便将当时流行的各种忏法仪式汇集成了两卷《集诸经礼忏仪》，而此后涌现的五花八门的忏文数量更是难以计数，仅今日仍存于佛藏中的忏文或忏文名目就足以令人兴叹。但时间总是要对新生事物进行优胜劣汰的筛选，迁延之今，许多忏文已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其行仪已经失传，内容无从考定。现当代仍然通行的忏法主要有梁皇宝忏、慈悲水忏、大悲忏、药师忏、地藏忏、净土忏等可数的几种，其中除梁皇忏创始于梁武帝时期，是在中国流传最久的一部忏法外，其他几种忏法均比水忏晚出，而水忏在这些忏法中又最富传奇色彩。

关于水忏的来源，《慈悲道场水忏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异常神奇有趣的故事：

唐朝时，有一位法号知玄的和尚曾经在长安某寺挂单。那时该寺中正住着一位患有“迦摩罗”恶疾的僧人，通体生疮，发出的秽气刺鼻难闻，谁都不愿与他来往，更别提关照侍奉了。惟独知玄领受了佛陀所说的“百福田中，侍病第一”的教导，常常主动去照顾病僧，并无任何厌倦嫌弃之色。后来病僧的恶疾渐渐痊愈，打算离开该寺，临别时对知玄说：“你以后有难临身时，不妨到四川彭州九陇山来找我，我会设法消弥你的厄难。记住，我居住在有两棵大松树并立的地方。”

后来，知玄因为德行高深，深受道俗的尊崇，连唐朝皇帝都向他求教佛法，唐懿宗还于咸通十二年（871年）赐给他装饰华美、高达两丈的沉香宝座，以示尊宠。受赐以后，知玄和尚名声益显，坐上宝座更自觉尊荣。

然而没过多久，知玄的左腿膝盖上却生出了个“人面疮”，有眉有眼，有口有齿，恰似人面，不仅看上去让人生畏，更有甚者，这人面疮还有要求：每天都得拿饮食喂它，它能象人一样大模大样的张口啖食。知玄和尚痛苦万状，四处求治，可名医们全都束手无策，正所谓“妙药难医冤孽病”。

疮疾日烈，万般无奈，知玄终于记起了当年那位病僧的临别赠言，决定立即前往四川彭州九陇山求救。根据病僧的指示，知玄入山寻访。一日傍晚时分，天光暗淡，山路难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知玄忽然望见两棵并立的大松树，待快步走上前去，只见树后殿宇广阔，金碧辉煌，那位僧人就站在门前。知玄将自己所患的怪疾如实相告。僧人告慰他说：“不要紧的，我这里的山岩下有一泓清泉，等到明日去洗一下就会好的。”

翌日清晨，昔日病僧令一孩童为知玄带路，引领他来到岩下泉畔。知玄用手捧起清水刚要冲洗，膝上的人面疮却忽作人语，出声大叫：“不要洗，不要洗！”紧接着又问：“你是否读过西汉史书中记载的袁盎与晁错传呢？”知玄回答：“当然读过。”人面疮便说：“你既然读过了，何以不知袁盎错杀晁错之事？当吴楚七国造反时，袁盎向皇帝进谗言，斩晁错于东市，以致晁错冤深似海，怨结千年，往昔的袁盎就是你的前身，而晁错就是我。我怨深恨重，自那以后，总想伺机报仇。可是你十世以来都是高僧，持戒精严，冥冥中有戒神保护，令我无法近身。近年你受宠忘忧，享受过奢，动了希名欲利的心念，无形中德行已经亏损，冤业可以乘隙，我才得以接近报复你。现在，蒙迦诺迦尊者出面调解，赐我三昧法水，令我解脱，那么我们之间的宿债也告终结。从今以后，我不再和你为难作对了。”知玄听了，身毛直竖，非常震恐，连忙掬水洗疮，一时痛彻骨髓，昏厥在地不省人事。

复苏后，知玄和尚只觉得左腿舒展如泰，人面疮已经不见，连疤痕都未留下。再回首，身后仅是荒山一片，寂寂茫茫，昨日金碧交辉的崇楼宝殿已杳无踪影。知玄方才感悟：那病僧乃是受佛敕命永住世间守护正法的十六大阿罗汉之一的迦诺迦伐蹉尊者的化身，昔日的疮疾是他应世度生的随机化现，不是凡情可以测度的，自己当年以一念慈悲心种下了无上福田，才感得圣僧以三昧圣水加持，去除那冤业讨债、因果感召的奇疾恶病，进而解怨释仇，消除业障。觉悟后知玄和尚一方面在迦诺迦尊者垂慈的双松圣迹修建寺宇，另一方面记事撰文，写成《慈悲三昧水忏》，自己早晚恭敬礼诵来报答圣僧的恩德，又给道俗留下了忏悔业障的方便。由此，慈悲三昧水忏遂大行于全国各地。

《慈悲三昧水忏》共上中下三卷，今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五册，卷前有《御制水忏序》（末署成于永乐十四年七月初一日）和《慈悲道场水忏序》。其名称中的“慈”意为予乐，“悲”意为拔苦；“三昧”本是定的意思，“三昧水”则是由迦诺迦尊者的三昧力加持而成的三昧法水，系指佛法的般若智慧甘露水，可以涤清众生的业障；“忏”代表忏悔，指忏悔过去的业。“慈悲三昧水忏”即指在慈悲清净的定境中，以佛法的甘露水洗涤业障和内心的烦恼，以现出拜忏者本来人性的智慧和福德。其正文的形式亦如其他忏法书，首先说明了建立水忏道场的意义及其功用，令修忏者发心皈依诸佛菩萨。其次举忏悔文，令修忏者兴起惭愧心、恐怖心、厌离心、菩提心、怨亲平等心、念报佛恩心、观罪性空心等七种心以忏悔烦恼障、业障、果报障等三障。忏悔终了，最后需以忏悔三障所生的功德回向施主与一切众生。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与水忏有关的佛教著作很多，较著名的有清代智证录《慈悲道场水忏法随闻录》三卷、西宗集注《慈悲道场水忏法科注》三卷等，都收在《续藏经》中。佛教中更存有《慈悲三昧水忏祈愿文》、《慈悲三昧水忏科仪》等。近年新出版的著述也不在少数，如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水忏申义疏》、《慈悲三昧水忏讲记》及《慈悲三昧水忏讲话》、《慈悲水忏法译注》、《慈悲水忏法研究》等既是。

在实际薰修方面，水忏的实用性更强，自唐末以后的一千多年来，水忏法会风行各地，僧俗佛子都爱修此忏法，或自修，或请人代修，用来消灾祈福、超荐亡故亲友或冤亲债主，回向六道众生。许多寺庙特别规定每月举办一次，以致现代只要提到佛教的忏悔法门，人们一般都会想到粱皇宝忏和水忏。

可是关于本忏文的真正作者，却存有争议。以往学界，特别是佛教界，多据《慈悲道场水忏序》所云，认为是知玄法师依宗密禅师所著《圆觉经修证仪》录成的。但早在北宋，《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就表示过怀疑。近年潜心研究忏法的圣凯法师更明确提出了唐末五代时期僧人托名知玄据《佛名经》改编而成的看法，“通过对《水忏》与三十卷《佛名经》的忏悔文进行比较对照，可以看出除了首尾部分在《佛名经》中找不到对应的内容，其余部分都可以找到，而且二者结构和顺序完全一样，证明《三昧水忏》系抄袭《佛名经》的忏悔文而成，并非原创撰著而成”。“《水忏》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制作的。《水忏》之所以假托为知玄的著作，这与知玄在唐末佛教界的地位及其自身多灵异感应的特点有关”（圣凯《知玄与三昧水忏》，《法音》2001年第11期）。至于讲述水忏缘起的《水忏序》，圣凯法师认为：“这段序文是在宋代写成的，且作者的名字不详，只说到‘迨我宋朝至道（995╠997）年中，赐名至德禅寺，有高僧信师古作记，纪其事甚详’。所以，序文的作者只是看到高僧信师古的记载而写成。”（同前）此说很有见地。

忏文本身和序的原创者并非一人，全都难以查考，现在可确知的与此忏法渊源最深的还是知玄和尚或称悟达国师。知玄是唐末极其重要的高僧，关于他的生卒年，陈垣先生据宋戒珠《净土往生传》等的记载，主张为811-883年，圣凯法师则考订为810-882。根据佛教文献中的零星记载可知，知玄本是眉州（今四川省洪雅县）人，俗姓陈，字后觉，出生于书香之家，十一岁时削发为沙弥，随法泰法师研习《涅槃经》，十三岁时应丞相杜元颖的邀请到大慈寺讲堂中说法，每日听讲者达数千人，皆尊称知玄“陈菩萨”。数年后知玄随随净众寺辨贞律师受戒，学习戒律及《俱舍》，后来又赴京中资圣寺讲道，听讲的人也很多，唐文宗还曾召他入内廷，殷勤顾问，非常敬爱他，但知玄并不满足，继续在安国寺信法师处学唯识，并跟从西域来的满月学习梵文和密咒，同时还深研外典经籍，对诸子百家无不通晓。到崇信道教的唐武宗时，唐武宗又尽全力维护佛教，在麟德殿和道士辩论，锐不可当，只是武宗先入之见已深，知玄力辩不但不能改变武宗观点，自己还险些获罪，遂被迫还俗，退入湖湘，被统领桂岭的给事杨汉公邀请到开元寺说法。没过多久，唐宣宗登基，杨给事因定乱有功，很受崇信，便奏请宣宗复兴佛教，礼聘知玄。于是知玄回到京都，住宝应寺，开讲大乘佛法。由于他的说法深合机宜，获得宣宗皇帝颁赐袈裟并被尊为“三教首座”。宣宗还把旧藩邸改建成法乾寺，诏知玄住在寺内的玉虚亭里。大中三年（849），知玄又请宣宗下令重修武宗时期天下毁废的佛寺，可见唐武宗毁佛后佛法的复兴得知玄法师弘护的力量是很大的。大中八年（854），知玄上书请求回四川九陇，在当地传法，受益者不计其数。到广明二年（881）唐僖宗到四川避难时，知玄依旧很受推崇。僖宗曾命群臣拟一个尊号赐给知玄，可又对群臣所拟均不满意，最后还是亲自挥毫题了一个“大德悟达国师”的名号赐给知玄。中和二年（882），知玄法师七十三岁时面西右胁而逝。

纵观知玄和尚的一生，称得上是撰述丰富、修行精进、持戒谨严，故能受到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五位皇帝的钦重，以及裴休、李商隐等士大夫的仰慕，这在中晚唐僧侣中的确是不多见的胜事。此外，有关他的众多流传广泛的灵异故事也为他蒙上了一圈神秘的光环，除前面讲的人面疮外，仅《宋高僧传》中记述的就还有为大鱼和龙门神授戒，为李商隐疗治眼疾等。最奇诡的是他换口音的故事：由于知玄的乡音很重，听法的人不能完全领会佛教的意义，因而他就发大愿到象耳山虔诚修法，至心诵持《大悲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陀罗尼咒》后，终于获得不可思议的感应，在灵光恍现中见一神僧为他截舌易新，清醒后土音没有了，居然能操纯熟的秦语－－当时西北一带流行的语言。

知玄对佛教的复兴发展贡献大，在当时社会上地位很高，又有诸多的灵验感通事迹，后代好事者将僧传中所记知玄受赐宝座和于临终时生珠状人面疮得几句话变换时空，加以改造演绎，以增加其所编忏法的可信度是可以理解的。耐人寻味的是其牵扯上晁错、袁盎的做法，可谓奇想叠出，妙不可言，者远比梁皇忏制作者的手法更加大胆。因为梁皇忏虽也借用了梁武帝的皇后郗氏因生前冷酷嫉妒、死后化巨蟒的传说故事，但她只是在历史上并无实际影响的后妃，梁武帝更是崇佛近乎痴迷，关于他的故事多不胜数，早已不足为奇。而袁盎和晁错却是在西汉政坛上权倾一时的名臣，此二人，尤其是晁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内地。

据《汉书·爰盎晁错传》等史料记载，袁盎（？－前148）或作爰盎，历任陇西都尉、齐相、吴相。晁错（前200－前154），文帝时很受皇帝的赏识，并受太子（即位后称景帝）信任，被视为“智囊”。袁、晁二人一向交恶。汉景帝统治时期，晁错宠幸倾九卿，担任御史大夫期间曾指派属吏案查袁盎收受吴王钱财之事，并力主严惩，致使袁盎被废为庶人。晁错是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主张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此建议被景帝采纳却触怒了诸王，以后吴楚七国发动武装叛乱的理由便是诛晁错、清君侧。此时袁盎趁机密进谗言，劝景帝斩晁错以息事，晁错遂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斩于长安东市，父母妻子兄弟同时被杀。其实七国之乱最终是靠周亚夫率军平定的，袁盎可说是公报私仇，他因晁错而丢了官，晁错则因他而丢了脑袋，冤冤相报，了犹未了。这样一桩历史上真实的冤案，一千年后被聪明的《水忏序》作者演绎成轮回转世、因果相报、佛法无边的典型案例，以增强其作品的说服力与感染力，不知九泉之下的二位古人作何感想。不管怎样，编者预期的宣传效果是达到了，水忏在中国佛教界流行之既久且广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对于我们理解佛教深入中国世俗社会的方法举措与途径过程自然有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