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外闲话
吴志云
一
似乎一夜之间，拈香拜佛成为一种时尚。西装革履者，布衣草民者，达官显贵者，下里巴人者，男者女者……视佛如天地，逢寺必进，见佛必拜。礼佛，礼佛，为做功德，为求平安，为避灾祸，为保乌纱，为生之上殿堂、死之赴瑶台，为现世之荣耀、来世之潇洒，为一切的一切。于是，香烟缭缭，梵音袅袅，善男信女、十方檀越，一片虔诚。然而，面对芸芸众生潮涌般的祈求，大佛不语。
大佛言语什么呢？让它坐在凉凉的莲台，守望脚下那堆积如山却无法享用的供品？让它坐在寂寂的山野，守望那被野蛮毁容而日见丑陋的大自然？让它坐在喧喧的闹市，守望那躁动尘嚣席卷而来的万贯金银？如果大佛果真会言语，那么，它决计会说：我拒绝奢侈，我抗议掠夺，我抵制贿赂！
其实，如今真正了解和读懂佛的人并不多。佛是什么？是智慧。坐在莲台上的大佛，它创造清静也守望清静。坐在山野间的大佛，它营造和谐也守望和谐。坐在闹市里的大佛，它制造安宁也守望安宁。大佛这种守望，静静的、默默的，一坐就是百年千年；大佛这种守望，纯纯的、绵绵的，只是守望而已。
你见过那尊大佛吗？它背倚乐山，几与乐山齐高。把一座百米高山作为乐山，可知这座山在人们心中的份量。那么，能不能把它看作为一种巨大的力，挡住了大江的波浪和那终日盈耳的涛卷浪翻之声，给拔地自雄的山平添几份豪气？在我看来，乐山大佛是真“佛”，与那些端坐在金壁辉煌大殿内终日面带三分笑的佛类有截然的区别——少了巍峨的殿堂，去了富丽的金身，甚至不见一炷袅袅的香火，却恰恰多了凡间的气息、平民的姿态。你看，小鸟当空飞过，鸟粪照样撒在佛头圆肩，佛不介意；你看，大风穿山而来，草籽照样落地生根，佛不推辞。不知世界上有几尊如乐山大佛的佛那样的平民化。一任周周围围青青葱葱地绿了，周而复始又零零落落地黄了；风风雨雨斑斑驳驳地忍了，春暖花开又和和蔼蔼地乐了。或许只有站在此“佛”面前，你的心灵才会获得许许多多的感受和感悟：与山体相连的大佛，虽然不会行走，不会言语，也许还只能永远地采取一种坐势，但在它身上却有着那些虽然在跑在笑，然而对世间的惨痛和不平麻木不仁的生灵所没有的东西——那是一种温暖的关爱，一种脱俗的浩气，一种永恒的真情。也只有获得如此感受和感悟后，你才会真正明白：为什么每天会有那么多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来到大佛身边，满怀崇敬地看一眼大佛，然后对着大佛悄悄地说着什么。而此刻大佛会给你什么呢？依旧不语！大佛只以它特有的身体语言演绎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以“平常心”看世界，才能换取清静、和谐和安宁。大佛还会以它超凡的姿态语言展示着一种坚忍不移的精神：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守望着，守望着美丽的山川，守望着不羁的江水，守望着如许的岁月，更守望着人们不尽的希望。
二
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多年且分管民族宗教事务，免不了经常与出家人接触，时常会听到“了生死”这句话。如今，“了生死”已近乎出家人的普遍流行的口头禅了。于是，我在对出家人持有的这份“操守”的敬仰之余，也总是要与其中一些法师深究几句：什么是“了生死”？如何才能“了生死”？“了生死”后又怎样？这几问，实在是难为了法师们，因为他们的回答大都是含糊的，似是而非的。
我倒并非与法师们“抬杠”，也并非自以为是，更非对佛教经典研究多深。我读过朱光潜先生所著《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教授对“了生死”这句话是如此评述的：“佛教绝我而不绝世，故释迦牟尼一生是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佛教到了末流，只能绝世而不能绝我，与释迦所走的路，恰恰背驰，这是释迦始料不及的。”朱先生不是佛学专家，此论则非常中肯且切中时弊。吾邑佛门高僧、当代佛教领袖巨赞大和尚，对“了生死”这句话，更有独到透彻的诠释：原来，“了生死”的话，通常是指临终预知时至，或坐亡立化种种现象而言的，这样就非摒弃一切而专门为自己的死后打算不可了。“生死”两字这样讲法，“了生死”这样了法，实在不合佛理。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佛陀问他的弟子：“人命在几许间？”有的弟子答“在一日间”,有的答在“饭食间”。佛陀说他们都不得道。最后一个说在“呼吸间”，佛陀才说他已得道。“人命在呼吸间”这句话，我们如单单当作警策语看，未免估低了价值，他是要人知道生命既然在呼吸间，那么我们无论举足下足和举心动念处都是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在每一举足下足处、举心动念处去着手。我敢说，惟有这样，才是真正了生死。能坐亡立化的人不一定是真了生死，真了生死的人决定可以坐亡立化。巨赞法师这段宏论是“了生死”的真谛所在，恰恰又是如今许多披着袈裟的“和尚”们的不求甚解之处。因为，真知了“了生死”，就不会出现假僧假尼，就不会乱做佛事骗人钱财，就不会有“穷庙富方丈”，就不会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破山门而入”，败坏佛教声誉。
与许多拈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十方檀越交流，总也免不了有关“了生死”的话题。他们虔念弥陀，供奉佛像，口颂佛者，观像念佛，修行生死，其神其态，其诚其意，菩萨可鉴。其实，他们对佛教义理并未深究，有的甚至一窍不通。他们之所以礼佛持名，或者寄希望于佛力相助、死后超生、求渡净土，或者有愿于菩萨，获得心灵的慰藉。实际上，修行了生死，并不能让一期生命延续下去，即所谓“长生不老”；也不能使这个肉体保持鲜活不坏，即所谓“万寿无疆”。殊不知，释迦牟尼总可以定位在“道行之最”和“了生死之佳”了吧，你看他是那么的智慧神通，是那样的崇高和伟大。然而，在一期生命中，他也只活了80年而已，佛陀之躯并未青春永驻、永世延留。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行“了生死”，只能是破除对现世的妄想、分别和执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烦恼和痛苦，消除对一期生命死亡的恐惧。再从这个意义上说，那许许多多拈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十方檀越中，决计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再修行也不可能“了生死”的，只能是自我欺骗而已。
的确，“修行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少如牛角”。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古今中外，能战胜百万人的英雄豪杰多多，能战胜自我的圣人廖廖。生活中，有几个凡夫俗子情愿放下对现世名利的执取与贪爱？即使是出家人，不也是每天都在被衣、食、往、行这些琐碎事务所缠绕、所牵引，以至心猿意马？在空调、彩电、手机、电脑和豪华房间等现代物质文明的诱惑下，真正能沉下来办道、修道的人，恐怕真的“少如牛角”。在多彩的世界中要保持“如如不动”，将是难能可贵；要砥柱于“欲海俗流”之中，更是了不起的人杰。无怪乎，在芸芸众生面前，大佛不语。
三
20世纪，中国佛教界一批精英对僧界种种衰相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佛教领袖太虚法师严正指出：僧界“末流之陋习”为四种：一曰“清高流”，所谓的传统的山林之僧，不问世事，隐遁清修。二曰“坐香流”，乃传统的丛林清众，终日打坐参禅于禅堂，一切不管。三曰“讲经流”，拿着讲经说法的架子，哗众取宠。四曰“忏焰流”，专作佛事经忏。太虚法师认为，如此种种，除第一流外，“余之三流人虽高下，真伪犹有辨，其积财利、争家业（庙产），藉佛教为方便，以资生为鹄。”1942年，佛门巨擘巨赞大法师写过一篇《重申立场》的文章，痛斥当时僧界流行的“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即：不管大和尚荒淫无道，还是小和尚蠢如鹿豕，对人家来说总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这简直是骗鬼，其弊又甚于讳疾忌医。一代高僧大德，为改革旧中国佛教，身体力行，呕心沥血，精进不懈，可赞可颂。历史翻到了21世纪，用真诚的眼光去看现代佛教，用善意的情感去触摸僧人之心，不能不让人感到一丝忧患和痛楚：太虚大师抨击的“几流”，巨赞大师痛斥的“僧赞僧”，沉渣已经泛起。
某日，笔者看到某寺庙内供有一尊“财神”，神龛两柱有一联云：“莫笑我泥塑偶像许个愿试试，哪怕你多财善贾不烧香试试。”好一个菩萨心肠的“软”，又好一句蛮横索要的“硬”！果然，香炉内香灰堆积如山，功德箱内钱币塞满欲溢。又某日，某寺庙做经忏，斋主问当家师：怎不见师父们上功？当家师双手作揖，莞尔一笑，曰：“稍等片刻”。却原来，几个小和尚已被支派下山去某家作法事。同是经忏法事，为何亲疏怠慢？谜底是这样：寺庙做经忏，和尚分成少；私家做法事，全额进娑袖……怪不得，某佛教名山有一位名叫刚晓的法师如是说：“佛教的最大毛病是啥？小和尚作假，老和尚也作假，古人作假，今人也作假。这个最淘气的现象，既令佛门头痛，又让方外笑话。于是，唱出一曲人生就是自欺、欺人、被人欺的杂音乱调。”好在当今佛教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正在高擎佛法之旗，为革除佛门之弊端而奔走呼号，为促进佛教与现代社会之相适应而辛勤努力，为振兴中国佛教之伟业而殚思竭虑。中国佛教能否与时俱进？回答是肯定的。
四
现在都说佛教是文化，其实这是一种方便说法。确切地讲，佛教是透过文化现象——比如音乐、建筑、雕塑等形式、形态表现出来，但文化绝不是佛教或佛教的本质。还有一种说法，佛教是教育，这也是方便说法而已。现如今“文化”吃香。放个风筝，名曰“风筝文化”；大吃大喝，说是“饮食文化”；连鬼也要改头换面，假文化名目标榜为“鬼文化”；还有“豆腐文化、狗肉文化”之类……“文化”泛滥，把神圣的文化搞得灰头土脸，乃至文化神圣殿堂堆满垃圾，就是没有人纠一纠、整一整，包括有些已经变味走调的“佛教文化”。
正宗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始在佛教传入东土之日，滥觞于绵绵中华文化史册而独树一帜。正规的佛教教育，也是从佛教西来的第一部经典的开篇第一句始，潜移默化于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上。佛教文化和佛教教育的地位和功能，历史已经作了肯定，并将在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卫护下，继续保持其应有的地位，发挥不可替代的功能。
佛教在当今社会到底起什么作用？一纸经文，既不拥有权利，又不拥有财富，更不具有现代化的武器和任何世俗的手段，何以能驱动成千上万的人为之倾倒，且延续二千多年而不衰？它又是通过什么赋予不计其数的人们的观点和行为以新的形式呢？这算不算作一种文化现象或教育结果？这确实令人揣摩。其实，按相对论的观点，佛教所起的作用，与其它教育形态一样，是有限的，没有必要去人为夸大，也没有必要去任意诋毁。纵观千年中国佛教史，它对人的感化作用、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既是客观的，又是现实的。但它并不能制止战争和流血，遏止丑恶和腐败，终止社会的颓败风气。就象道德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道德、讲道德、守道德的人，不讲道德而冥顽不化者，道德又奈他何？宗教的作用，只能作用于有宗教信仰、讲宗教佛法、重宗教教义、守宗教戒律的人。口念“阿弥陀佛”，心想“歪门斜道”，佛陀想“拉兄弟一把”也难扶上青天。当然，佛教界的坏人比率要比社会上小得多，这是佛教的骄傲，所以中央有一位负责同志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要整理、挖掘宗教教义中那些有益于社会、有利于人们道德建设的积极的精华，使之为现代社会服务（大意）。这是中国宗教界的福音，这是现代中国佛教的希望之所在。
确确如此，检阅中华文明之历史，宗教的产生、发展、兴亡，自有其客观必然，非一纸封条可强行禁锢，非批之判之可根除人们的宗教观念。宗教之于人与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必然的，尤其是糟粕的危害性更突出，也非几个偶像可一统天下，非一味扬之、倡之就有益于适应社会。因此，我们切不可把听任对神灵之诚信、对偶像之迷恋、诉感情之倾心、寄贞心于天堂，当作社会治政之良方。而惟有正确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是宗教发展的康庄之路，才是宗教信徒提升宗教生活质量的最佳选择。
五
佛教界有一个说法：“出家乃大丈夫事业，非王侯将相所能为。”纵观千年佛教史，从佛祖释迦牟尼到中国古代达摩禅师、六祖惠能，近代的弘一大师、太虚法师，现代的巨赞法师、茗山长老……确实有这样的大丈夫。但不能说出家人都是大丈夫，民间还有一句传统的话：“地狱门前僧道多”！“大丈夫”和“地狱前”此两种说法，其实是两个极端，都太偏，但也不能算错，就象诸葛亮给孙权的曹军数目越算越多，而周喻给孙权算则越算越少，一样的道理。
还有一种说法：“不懂佛教的人，才迷信佛教。”比如印度的阿育王、中国的武则天、梁武帝，他们算不算真懂佛教，是真正的佛教徒？可疑得很。作为政治家，他们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他们的气量很大，风度很阔，出手很大方，大有海纳百川之气概。他们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需多种社会因子的粘合，多种精神力量的支撑。佛教则拉这些政治家的“大旗”，以游刃于纷繁多变的社会动荡之中而不招致飞来横祸、灭顶之灾。这样相互一来，历朝历代政治舞台上、佛教道场里就上演出无数人间喜剧：武则天身后留了块无字牌，让后世人百般猜忌；梁武帝在石头城禁闭终不得归隐。真“大丈夫”奔走呼号，精进不懈护卫佛教佛法之真谛，“地狱前”打不完的假僧假道扯皮官司。
此地单说一说“菩萨皇帝”萧衍。梁武帝贵为天骄，为改善寺院经济状况，几次舍身于佛寺，硬是让臣子从国库取来巨款与僧人，方肯回宫理朝政。梁武帝曾洋洋自得地问满朝文武：“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按常理，他会听到一片极悦耳动听的赞语，“哇哈！南朝四百八十寺”，这该是何等的辉煌成就，佛教在我这个真“大丈夫”统治下的南朝得以发展与繁荣，这一切的功德应归属于我萧某人，佛门不是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下辈子我萧某人还是做皇帝的命！然而，佛教给了他个“空心汤团”，历史也给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第二天凌晨达摩禅师以辞去武帝供给的丰厚待遇、离开建康城飘然北上之举，否定了萧衍所做的一切，萧衍并无功德可言。萧衍更不会想到，多少年后叛臣在石头城已为他准备了一间囚室，让他“安静”地参悟功德、玄默天年！
我无法知道梁武帝在石头城究竟悟了什么。但他饿死在那里则是着实让人痛心、让菩萨疾首的事实。或许他在石头城禁闭的日子里，唯能做的只是背着曾经“合十”千百遍的双手，在不大的空间里毫无头绪的来回晃动，嘴里不时重温着往日“事迹易见，理相难寻”的心结。或许在弥留之际，他对人生有所返照，自己外不避嫌，内不避亲，招贤纳士，力图强国，确有过“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之胸襟，馈赠于逸民。萧衍皇帝终究未能“玄默”出最后的玄关，“雕楼玉砌应犹在”的辉煌变成虚幻，让几百年后一个叫杜牧的小生走到脆弱的江南城头沉痛地悲吟：“多少楼台烟雨中！”由此看来，武帝的功德实在为人天小乘，有漏之因，如影如形，稍纵即逝，真如达摩禅师所论：无所求，才是无所不求；执迷于德，又何功德之有？世事无常，苍山无语。梁武帝如早一些领悟，那么他在静立的石室内，一定会感受着玄默的清凉。
六
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法难”。最闻名传世的恐怕就是“三武一宗”毁佛像了。
“三武一宗”发动的“法难”，前两次发生在南北朝，一次是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北魏太武帝拓焘灭法，一次是建法三年（公元574）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法。第三次是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唐武宗李炎灭法。第四次是显法二年（公元955年）的后周世宗柴荣灭法。这几次“法难”，都发生在政局混乱的时候。为维持局面，当权者总要找个“怎么会混乱”和“怎样平定混乱”的借口，以转移平民百姓的视线。“三武一宗”责问道：你那个佛教不是度人出苦海的吗？你们那个佛像不是能够使人生起向往之念吗？眼下正值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关键之时，你们佛教界的人干什么去了？
唐武宗李炎干脆颁发了一个毫不讲理、充满无赖气的诏书：“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像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法坏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两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结果，共有4600所佛寺、4万余所佛教建筑被毁，26万余名僧尼还俗，上千万亩庙产没收。唐武宗灭佛一年后即死去，其叔父李忱继位为唐宣宗。唐宣宗为巩固执政地位，又下诏令复佛崇佛，以至衍生出“后妃公主佛寺看戏，懿宗哭迎佛骨”等闹剧。几代皇帝，灭佛崇佛，既没有换回晚唐颓势，也没能使佛教销声匿迹，可见，“信念”之不能动摇和不能强加。
确实，“法”是很难人为地灭得了的。按佛教的观念，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三武一宗”灭法在佛教史上早已是定案。平心而论，他们宁可背千古骂名，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整顿，从中也可让人窥见当时佛教内部的问题不小。如果真是这样的史实，在否定“三武一宗”的同时，还必须肯定他们，或许正是他们这种“毫不讲理、充满无赖”的措施，才清除了当时佛教的内部毒瘤？不然，怎么会有“法难”过去后的大弘法，使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重现光芒！
不管“法难”者的动机如何，想让人动摇或坚定某种信念是确定无疑的。实际上，“信念”的坚定或动摇是相对的。“相对论”公布后，不是就有好几位大科学家自杀了吗？他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却又无法接受牛顿构建的科学体系竟然有漏洞的现实。同样还记着古印度的辩论，说是辩论的输方宁可把头砍下来交给胜者，这种信念的坚定真是了不起！他们死得很有尊严，但这么激烈的手段却不值得效仿，一味地效仿，就有点儿愚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向真理认错。
中国佛教已走过了它2000多年的历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伴随和依附着时代，继续存在下去。社会需要包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是中国佛教的福祉。但愿中国佛教及信众，在共存的同时，多作共荣的贡献，让不同的信念，融合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惟有这样，中国佛教事业才会兴旺。
七
燃一炉清香，撷一段黄卷，果真能作一曲清流，染净红尘里走来的你我？我说，不一定。
三步一拜，合十顶礼，果真能拜去无尽的忏悔与惭愧，荡涤往日的骄傲与矜持？我说，不一定。
男可成佛女可成佛老者少者都可成佛，花即是禅鸟即是禅业耶云耶亦即是禅？我说，不一定。
一堵黄墙，形式上可以将尘世风流与方外清淡分开，却无法割断空门与凡尘的那条原始的脐带。
花十元钱把人间的悲喜全撞进钟里，这钟声会被大山般重的希冀压抑得无法传之悠远；掏万元钱将名利的追逐凝聚在一炷头香中，这香心会被膨胀的欲望燃烧殆尽。
供善财童子的大殿，香火比大日如来还要旺盛。实际上，善财童子在他那个社会里，官品极微，地位极低。偏偏却能获得如此优厚的礼遇和丰硕的俸禄，真是“官不在大，有权则可”。从中，亦可窥见世风之浅薄，人眼之势利。
对香火兴盛与经忏频繁，如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看来，这都是佛法的假繁荣。吾邑君山寺恢复宗教活动以来，山脚下一个香烛店老板，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的经营收入达5000元之巨；小和尚清除焚香炉、焚香槽内的灰烬足足花了半天功夫。而据市政府公报，全市尚有数以千计的贫困户需要紧急资助度过年关。这边厢寺内香火烧红了半个夜空，那边厢愁眉苦脸冷了几颗凡心。眼下经忏的开价是水涨船高了，经忏的单子却纷至沓来；经忏的作法简而化之了，经忏的斋主依然趋之若鹜。这些似乎有悖于佛教“济世导俗”的优良传统，也有违于佛教“重道轻利”的淡泊品位。
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许多“光头”？细究一下，原来都是些没有剃度出家的小后生。他们由先行立足开辟“根据地”的师兄接引，加入“和尚”序列，打工挣钱，两三年后就可积攒一笔可观的收益，捎回家建房子，然后寻个机缘讨娘子生孩子。佛门本有规矩，僧衣不是随便上身的。现在教内好象也“改革”了，管它什么戒规戒律戒牒，头发一剃、僧衣一搭，鱼目混珠，谁来指认真假“唐僧”。当家的则说，小的家里穷，可怜，给碗饭吃，高抬贵手吧。好一番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偏偏忘了不成体统、有辱佛门。
僧衣、素食、独身，为佛教徒三大戒规。到宋文帝笃信尊奉佛教，却熬不过谗荤吃肉的诱惑，于是寻找一番理由，堂而皇之地破戒。他对求那跋摩说，我惭愧自身教曲从于国事，虽然想吃素戒杀，但不知怎样才符合佛法。跋摩禅师明知这位“弟子”的醉翁之意，说，帝王与匹夫所修，应有所不同。作为帝王，只要出言发命符合正道，使人和神都欢喜和好，便能风调雨顺，万物生长。以此作为持斋，斋亦随之到了；以此不杀无辜，恩法就是很大了，何必停止半日用餐，去全一禽的生命呢！此话正合刘宋文帝下怀，他抚摸着茶几，曰：帝王公候有大恩德薰陶，即使食肉也可以的了。按照这个逻辑，宋文帝想滥杀臣民，也可以“有大恩德薰陶”而诏天下；现下一些大贪官，也可以“有政绩于任上”而为所欲为、从轻发落了。所以，跋摩的开示不可取，宋文帝的作派不可仿效。
八
释迦牟尼佛在灭度之前，将未得解脱、仍在生死轮回苦海中挣扎的众生托付给地藏菩萨，说：“地藏，地藏，记吾今日在仞利天，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室中者，付嘱于汝。”佛对末法众生可谓用心良苦之极。地藏不负厚望，表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应该说，佛陀和地藏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具有很大缘份的，是极为慈悲关怀和人道主义的。
然而，在当今社会中，究竟有多少人看重释迦牟尼的慈悲和欣赏地藏的侠肝义胆？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德，恶化到如此惊人的地步，这恐怕是释老所始料不及的；判不完的罪犯，杀不尽的恶徒，度不完荷载，恐怕也是地藏所始料不及的。对于那些丧失道德、公德的人而言，他们心中唯有享乐纵欲和损人利己，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干出许多伤天害理乃至灭绝人性的事。《刑法》在他们面前也丧失震慑作用，冥冥之中的佛法又于其奈何！
由此，我十分钦佩地藏的大无畏精神和彻底革命精神。地藏要拯救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应好自为之。同时，我更钦佩那些远离贪婪、恪守道德规范和公德行为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正是有了他们，才营造出太平盛世的光景；正是拥有他们，才构筑一道道通向美好未来的驿站。我确信，《刑法》的刚性实施，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到位，必定能最终挽救一批“迷途的羔羊”；佛法的柔性弘扬，也必定能最终度尽所有“末法的众生”。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是佛教的根本宗旨。庄严国土，是以建立合理、美好的理想社会为己任；利乐有情，是以营造和平安乐的清净佛土为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与“建立繁荣富强的祖国，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是一致的。说心里话，我很欣赏《弥勒下生成佛经》中描述的未来理想社会：“国土富庶，无灾荒厄难；地生软草，出自然香稻；树生衣服，花果常满；城市为七宝所成，名花充满，好鸟翔集；人民皆自然行善，寿长八万岁……”我也很赞叹以寺院为中心的僧人所管理的山美、水美、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那些旅游胜景和佛教圣地。但另一种现实是：人类虽然已经走出森林很久了，尽管心灵深处还保留着对大自然的一份痴迷和眷恋，还想法设法在阳台上、斗室内放置些绿色，以平衡日见干涸的心田，然而，人口膨胀，土地锐减，环境恶化，使人们失趣于自然，失落于生态失衡。这算不算作一种文明的倒退？用强硬的手段征服自然，用掠夺性的开发破坏生态，这与我们东方人“天人合人”的文化理念背道而驰。而东方文化中伟大释尊的佛学思想及其宗旨，或许有助于我们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地球变温暖、臭氧层空洞、生物种群绝灭、生物侵、战争和贫困等危机，提供一种思索和借鉴，以创造和迎接崭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明。